社会动员与新中国建立初期青海牧区政治现代化的开启——以泽库县政权建设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青海牧区迎来启动政治现代化的机遇。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保证,借助于社会动员的社会运动形式,激发了广大牧民的政治热情,保障了县政建设的民主性,与广大牧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落实。这一政治实践,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式与内容,处处感染着广大牧民,增强了国家认同,增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由此,青海牧区政治现代化终于在历尽蹒跚之后敲响了开启之门。     

晚清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

晚清时期,循化厅所辖藏区部落关系比较紧张,部落冲突是部落关系的基调.持续冲突造成的安全危机,既导致部落间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盟与寺院核心大联盟的出现,也促使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升级.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造成部落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同样也是积淀为"部落的道德"的物质基础,为部落关系演变的基本驱动力.     

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近代中国,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民生凋敝,传统治黄方略已不足以应付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泛滥的水旱灾害和恢复经济生产的强烈需求呼唤着治黄思想的彻底变革。近代治黄专家张含英本着尊崇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倡导生态治黄,强调合理利用改造黄河,形成了一套全流域综合治黄思想,从治理视域扩展、目标转换、手段升级及机构整合四个维度全面推动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扭转了传统治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协同治理、社会公平等治黄原则对当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启示。     

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再论张謇君主立宪思想

20世纪初,张謇一改其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君主立宪主张"若即若离"的态度,转而积极提倡.这一转变的关键.源于张謇自经济实践中产生的时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体认,即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进行整体制度的变迁才能实现单项制度的变革.     

简论20世纪30年代甘肃农家经济衰败之根源

20世纪30年代甘肃农家经济陷入持续的衰败之中。造成甘肃农家经济衰败的原因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在结构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为持续不断的灾荒和不良政治造成的对农家经济的压迫。内在结构性因素则包括农家的生产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经营模式单调落后,收支结构不合理与金融匮乏。正是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甘肃农家经济几近赤贫化的状态。     

救亡图存：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价值核心——兼与杨才林同志商榷

近代西北开发思想是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转折、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萌动,并在爱国主义原动力的推动下,在抗战时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遍及全国的西北开发思潮。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救亡图存与自强求富的基本要求。这既是把握近代西北开发思想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之间关系的根本问题,同样也是把握近代西北开发思想起伏变化的根本立足点。本文通过对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系统梳理,揭示了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乃是救亡图存。     

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与民族国家建构——以《旅行杂志》为对象的考察

近代以来,国族主义逐渐浸润包括旅行在内的国人日常生活,传统上以自我实现为中心的旅行观,开始向以国家为中心的国族主义旅行观转变.在国族主义旅行观影响下,抗战时期的旅行书写通过不同书写内容与策略的运用,担负起服务抗战与建国的重任.概言之,时人通过学术旅行撰写战时中国的“百科全书”,以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借寓情于景之法符号化自然及人文景物,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象征;以适时应务的书写提供战事及边疆信息,直接服务于抗战;最后利用旅外行记,在借镜外邦的同时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拉卜楞寺与清政府关系综论

拉卜楞寺作为安多藏区清代中后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清朝"众封多建"的宗教抑制政策,是清政府扶持的结果。这与拉卜楞寺积极拥护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有关。尽管如此,出于王朝国家政治安全的考虑,清政府不愿看到拉卜楞寺政教集团发展成为一支难以驾驭的力量,因而与拉卜楞寺快速发展相伴的则是随之而来的抑制政策。但作为具有自身利益追求的政教集团,拉卜楞寺采取相应的措施,在不触犯王朝国家政治、宗教政策底线的情况下,进行着宗教扩张的反抑制策略。由此,在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之间进行着多层次的博弈,表现为拉卜楞寺与清政府不同等级政治层面上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