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中国西部文化存在着多维性特征 ,而伊斯兰文化在其间占有重要位置。同样 ,中国西部文学也是在伊斯兰文化的历史氛围和精神资源中成型并得以发展。本文将从伊斯兰文化的动态生存意识与西部文学的母题话语、题材形态的构成 ,伊斯兰文化的“现实主义”特色与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基质 ,伊斯兰文化的坚忍敬畏、扬励刚强、崇武好胜的精神品格与西部文学中的“硬汉子”形象以及悲剧性美学风格 ,伊期兰文化的神秘主义思想与西部文学的神秘主义创作风采等四个方面 ,阐析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之间互动性的、对话式的关系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存在的"悲剧性"与悲剧性"存在"——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之一

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目前学界已有初步共识.而(准)悲剧风格是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形态之一.虽然中国文学历来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悲剧意识资源,但经典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经由王国维到鲁迅传递到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中,体现出一种既具西方因质又兼容东方底色的悲剧品格.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品性呈现出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是"过客"式悲剧风格类型,它崇尚由尼采的酒神冲动所导致的毁灭意识和创造精神,因而最逼近经典存在主义文学的悲剧格调;其二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与理性的现实存在之间冲突所引起的生存之悲,它更倾向于对悲剧精神所承担的艺术拯救,也更富于审美蕴藉和艺术冲淡意味;其三是对庸常性生存和经验化存在的一种悲切之思,其沉沦化存在本相的书写与东方式命定观的相互制衡形成了悲剧性的张力结构.     

文学的"忧郁":契诃夫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契诃夫式忧郁是理解俄罗斯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契诃夫式忧郁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成性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内省式的审美思维方式,它将深邃的忧虑与隽永的诗意结合,在对忧郁"形而上"的"智性"愉悦中将现代人的精神矛盾以及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与失落、焦虑与向往等"惰性"表现得深沉含蓄.其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创作秉承了契诃夫的"人无法承受普通生活"的主题诉求和沉郁凝重、清朗冷峻的艺术格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绘和对人类生存的洞察中言说灵魂的感悟,以此寄托忧患之意.再者,源于<樱桃园>的"樱桃园情结"是不少中国作家特定的审美运思取向和创作心理定势,众多的文学作品在对"樱桃园情结"的话语意蕴--"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困惑"的发掘中寄寓了深切的悲悯情怀,展示出忧悒深广的艺术韵致.     

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论之一

存在主义文学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所谓边缘性是由其"非理性的僭妄"所致."非理性的僭妄"源于存在主义的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对主流文学"现代性"叙事原则--历史进化说和社会进步论的持疑和质询.从世纪初鲁迅的<野草>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历史的"虚无化"和文明的"非理性"成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立场.这种不合"时"宜性使其只能处于边缘性地位,同时也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取向.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同时又具有“民间性”与“反正统性”的特征 ,其文化价值观念以“元叙事”形态和“潜文本”方式被转译为 2 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和创作题旨。这批小说大都采取“英雄传奇”式叙事 ,具有“侠义”母题类型 ,并表现出“江湖乌托邦”境界。     

新感觉派的“欲望叙事”与存在主义的“艺术生理学”

新感觉派小说的"欲望叙事"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言说方式,即,新感觉派从幻象般的感觉中开掘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焦虑与存在状态,以自己独特的欲望叙述与存在主义的"艺术生理学"实现了对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尼采的权利意志是"欲望哲学"或"艺术生理学"的思想根基,它们从生命存在的本质、人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与理解身体、欲望和艺术的本质,试图以此创造新的思维和生命形式及其可能性。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同存在主义的"欲望哲学"并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一个"存在"的问号,通过这个问号重新探询欲望诉求的可能性。而从王国维到新感觉派则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欲望叙事在现代中国演变的轨迹,如果说在五四文学的欲望叙事中"欲望"和"启蒙理性"共生,那么新感觉派以"感觉"的方式通过对欲望话语的伦理改写,思考人在"欲望"层面上作为生命存在"主体"的自觉是否可能,从而凸显了欲望对"文化"——存在主义叙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