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周时期的政治思维

<正> 商周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韧期,尤其周初周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内在的反思。西周初年,统治者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或权力、权威的“合理化”问题。这是周人政洽思维的根本出发点或内在动机。围绕这一出发点,西周时期人们的政治信仰、情感及态度如何?这就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今试以周公的政治思想为纲而展开论述。     

先秦儒家道德观的文化哲学透视——兼论先秦文化的转型

<正> 对儒家道德思想的认识,论者见仁见智,或称其为“泛道德主义”,或认为儒家讲的只有伦理而不是道德。当代新儒家更认为,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为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及个性独立乃至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诸说纷呈而莫衷一是,但对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识儒家道德思想却大有裨益。我认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评价,即如何理解先秦儒家道德观     

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顾颉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

顾颉刚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史学家的典范,他那极具创见的古史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哲学洞见。他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最弥足珍贵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他那“观念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极重大的学术价值。     

儒家视域中的人际正义及其实践性特征

对儒家而言,人际正义就是指一种正当合宜地对待他人的态度、方式和行为准则,作为一种德性,它具有伦理性、交互性、对等性、推扩性、合宜性和实质性等特点,其目的在维护和构建一种追求善的共同体生活,在这样一种共同体生活中,只有仁以爱他人、义以成事业、礼以制秩序、智以辨是非、信以处友道,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和有德性的人。     

古典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古典儒家系统探讨了政治的目标、主体、途径与方法问题,回答了谁统治、为什么统治,以及如何统治等问题,其政治哲学包含政治境界论、政治主体论、政治道义论与政治本体论四部分.政治境界之达成,取决于政治主体能否克己修身和尽忠职守;政治主体能否克已修身和尽忠职守,取决于其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政治主体能否自觉遵守与践行政治道义,取决于其能否洞察政治本体.这四部分互证互诠,彼此关联,相互发明,系统地论证了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全体大用之所在——“内圣外王之道”.     

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与深刻意蕴——重思孔子“无友不如己者”教诲的实质含义

历来注家对“无友不如己者”一句主要有四种解释,即求胜己者为友、不与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与如己者为友和没有朋友不如自己。这四种解读可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但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此语之实质含义,须结合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整体思想脉络和精神旨趣。孔孟论师说友皆本乎学,以讲学修德、责善辅仁为要旨,重在强调向他人学习的开放观念及态度。孔孟论师友之道目的不仅是个人的修德明道,更在于建立一种师友以道义相交的精神共同体,进而力图在公共政治领域推广此师友之道,以塑造一种协同合作的道义性政治关系来实〖JP2〗现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后儒发扬孔孟之遗意,进一步扩展了朋友一伦的伦理意义。从修养德性、共求道义,到维持人伦,乃至治平天下,皆须师友的夹辅,这体现了孔孟儒家论师友之道的精神旨趣和深刻意蕴所在。     

追寻理想治道——略论儒家的礼乐刑政观

对儒家而言,以德化民、礼乐教化乃是治国为政、引导人民崇德向善的理想治道,对这一理想治道的追寻和探求,体现了他们始终不渝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情怀。礼乐教化的作用在于能很好地协调和节制人的情感与欲望,构建一种人道且文明的伦理生活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使人民逐渐养成美善之品性与行为,乃至在不知不觉间徙善远罪。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拒绝和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即有时需要恰当地运用强制性的刑政手段和措施,来维持一种优良的治理秩序。     

维新运动与孔子观念的裂变

作为对儒教中国的政教传统谋求一体改造的近代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引发了孔子观念与孔教信仰的深刘裂变,而且使近代保守主义者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乃至绝不相容的种种面孔。他们在守旧与开新、尊孔与保教、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之间,做着各武各样的选择。正是他们那各自不同乃至彼此对立和冲突的选择意向,预示了儒教中国在近代注定走向解体的历史命运。     

公与私--中国传统思维偏向散论

公与私乃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概念和范畴 ,中国思想家对公私问题的思考涉及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政治统治的合理与正当性以及伦理道德和利益调节等诸生活领域的问题。本文主要从思维偏向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予以反思或辨析     

也论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

关于国学研究的问题,刘泽华先生主张应采取二分法的态度、立场和方法,对此,梁涛先生站在片面提倡和弘扬国学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了批评.但依笔者之见,梁涛先生本人所持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及其学术研究的态度和立场就是极成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偏颇,片面地曲解刘先生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在有关古代王权的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因此,他对刘泽华先生的所谓学术批评是缺乏充分理据而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