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藏水平井连续携液理论与实验

在气藏水平井中随着生产管柱倾斜角度的变化，井筒内液体的重力作用会发生改变，从而引起气液两相流型的变化。以产气为主的气井井筒内液体主要以液膜、液滴的形式出现，由此出现了液滴模型与液膜模型两种解释积液的理论。从这两种携液理论出发，考虑生产管柱倾斜角度的影响，对倾斜管内液滴、液膜进行受力分析，推导出了随管柱倾斜角度变化的连续携液临界流速的计算式，使之适用于水平井连续携液临界流量的计算。设计制作了水平气井连续携液实验装置并进行了实验研究，观测气藏水平井中气水两相运动与流型变化情况并测试其临界携液气量，结果表明，气藏水平井中水平井段的液体以液膜携带为主，但直井段中越接近井口，越以液滴携带为主，液滴模型也能适用于计算气藏水平井的连续携液临界流速。     

基于挖掘算法的申银万国行业指数关联规则分析

利用股票的大量历史数据发现规律从而预测股票走势,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为了能更好地观察国内申万行业指数间的联动性与轮动性,同时针对股票的滞后性效应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文章通过关联规则及其算法,挖掘出我国2010年3月到2022年6月申万行业指数交易数据间的关联现象,从而获得有意义的关联规则,为后期制定投资策略打下基础。     

对东汉黄巾教团的重新认识

张角等人利用“黄天”(中黄太一)信仰排斥来自各地流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民间信仰,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从而建立了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黄巾教团。与地方性民间信仰敌对的黄巾教团,更愿意靠拢或者说攀附儒家谶纬经学,以此获得更多的神圣权威和信仰资源。东汉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与儒家“党人”之间利用私通黄巾教团的罪名彼此攻讦,加剧对黄巾教团信徒的宗教迫害,这一不恰当的宗教政策直接引发了黄巾起义。以往的黄巾起义研究,常将黄巾教团的宗教活动仅仅视为农民起义的准备;今后可以从宗教学等新的视角切入,对黄巾起义和黄巾教团进行扩展性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苏德战线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的中日战线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为了确保两条战线的胜利,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日本的扩张行动日益猖獗,苏联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在日本的逼攻之下,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渐趋于一致。于是,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和支持,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并不支持苏联的动议。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向西方寻求保护的外交努力严重受挫,迫使蒋介石政府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最后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奠定了苏中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基础,苏联据此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援助和支持。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增加了太平洋战线,战争扩展到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从此以后,西方各国才开始援助中国,对华战略才发生转变。     

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研究

从防范和应对的角度研究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有利于促进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以2007-2012年间遭受反倾销诉讼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内部审计对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内部审计质量越高,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信息证据越有效力;内部审计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互动能够提高反倾销会计信息证据效力。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论现代科学的概念运算子

译者注:一九八二年九月,著名的苏联哲学家、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功勋科学工作者、以列宁命名的国立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斯宾里达诺维奇·科特整整七十高龄了。科特教授主要从事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不仅在苏联,就是在国外,也是很知名的。多年以来,科特是与《哲学问题》杂志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哲学科学》杂志的主编。弗·斯·科特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活动得到了高度评价,前不久,他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哲学问题》编委会和编辑们决定发表弗拉基米尔·斯宾里达诺维奇·科特的这篇论文,表示对他七十诞辰和他从事科学教育、社会政治活动五十五周年的热烈祝贺,祝他获得更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健康长寿和幸福。     

历史学家面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忧虑便普遍存在———这一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德国、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历史学家都在期望战后的世界不要完全不同于战前的秩序。战前的迹象表明,人们同时也在作一些缓和紧张局势的尝试,在历史学家中,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德国学界的国际交往在继续,并且呈扩大的趋势。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友谊变成了仇恨,不仅针对敌对国家,也针对它们的历史学家。战争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两种文化间的战争。一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历史学家立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不论战前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分歧多么大,一旦战争爆发,他们都几乎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尽管这些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在一边,这种情形在德国尤为突出。然而,毫无疑问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支持与反对战争的双方之间,分歧与一致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战争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很小,历史学家都不愿接受战争带来的新的现实。一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很少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潮流发生联系;由于抵制变迁,德国历史学变得越来越和国际学术界无关。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试析汉初儒士的主体自觉

由于秦朝的统治严重影响了儒士,所以汉初之时,儒士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用儒家学说来积极推进汉初的统治,从而使儒士能在汉朝的统治中彰显出自身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