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五十年（续完）

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知识及其社会文化与境相互关系的问题就一直排在科学社会学研究日程的重要位置上。虽然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纲领,但是很明显,人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发现和发明的速率(Merton,1935;Sorokin和Merton,1935)以及经济和军事对于科学关注焦点的影响。也就是说,集中于那个     

沃尔玛的致命隐患

在中国,如果说物流问题是沃尔玛的硬伤,那么“形似神不似”的企业文化则是沃尔玛的内伤。失去了自身优秀文化的沃尔玛还是那个世界第一的沃尔玛吗?     

海仓无辜天知否

2003年1月22日上午，山西省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突然被杀害，凶手冯引亮随後自杀身亡。李海仓的办公室位於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枪案发生後，晋南小城顷刻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枪案引发的猜疑不绝於耳，是因为李海仓生前不仅担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等要职，而且，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百富行列中，李海仓位居第27位。一个富人的倒霉远比一个穷人的落难更引人侧目，於是舆论夹杂着猜忌甚至棍棒铺天盖地而来。怀揣种种疑问，记者奔赴山西，深入闻喜。渐渐地…     

缘何盛极而衰？——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

“盛世”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所谓“盛世”，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再到“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这三大盛世，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盛世”概念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     

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

基于豫北33个新型城镇化社区的调查分析并以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结构转型与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从而提出一种“重构论”以回应“解体论”与“延续论”的学术争论。(1)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虽然由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带有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强制性,但基层社区并未完全被动接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并通过“变通”实现新制度的落实。(2)豫北新型城镇化社区组织重构遵循政党—政府—社会三维一体的多元共治理念,主要包括“四委一中心”的新型社区组织架构、党员群众服务站和社会管理综合服务站、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及“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等。(3)文章打破村庄治理与社区治理的传统二分转型逻辑,将新型城镇化社区视作城乡连续统一体框架内的一种特殊人口聚落模式和社会空间,采用生成性视角考察社区组织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实践逻辑,提出作为一种通向共治之路的“重构论”实践逻辑。     

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冲击研究——基于信贷配给视角

基于均衡信贷配给理论及影子银行体系,理论分析二元结构信贷配给下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机理。选取我国2007—2015年的月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影子银行业务的流动性供给对商业银行主导的信贷配给有不同程度的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影子银行体系对经济有正效应,对扩张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影子银行体系对经济的正向刺激作用显著,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相比较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影子银行体系对经济贡献度更高,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冲击更显著。     

当代书法艺术传播模式的市场化转型对书法创作的影响

古代书法传播是以现场传播、个人收藏鉴赏以及小规模展示为主。当代书法传播伴随着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法的现场传播方式依然存在,但已经退居次要位置,大规模的书法展览活动和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成为当代书法传播的主流渠道,书法艺术传播模式实现了市场化转型。一方面,书法传播模式转型,为书坛引入了展览竞争机制,推动了书法文本信息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当代书法艺术的复兴。另一方面,书法传播模式转型催生书法界重形式、轻内涵的浮躁心态,严重影响当代书法艺术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整体艺术水准的提升。     

基于协同理论的中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的复合协调度研究

根据协同理论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建立中国"教育发展——教育公平"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1997-2006年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两者之间的协调度。结果发现:中国教育发展与教育公平之间是协调发展的,总体上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良好态势,但其总体协调程度不高,在这10年间该复合系统的平均协调度仅为0.3708,绝大多数年份属于低水平协调型或者相互脱节型。因此,政府需要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提高国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并建立教育公平的监测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