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创造·“为人生”——茅盾早期思想探索之一

青少年时代的茅盾,接触过中外古今的各种思潮。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神话传说,以至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他有过影响。外国的,从古希腊、文艺复兴直到高尔基,他都研究过。他评介过的外国作家,既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又有邓南遮、尼采;既有举世闻名的肖伯纳,又有不为一般人所知的弱小民族作家。他对研究过的人物,有时有肯定和否定的意见,有些就很难说,只不过觉得他身上的某一点可取,就肯定他某一点。如《福煦将军》,肯定较多的是他的平易近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和鲁迅、郭沫若相比,茅盾较多地、有意识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要早一些,这对形成他自己独特的思想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     

湘鄂赣紅軍游击队的改編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是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十三支红军游击队中的一支。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曲折的斗争,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本文试图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些粗浅探讨。     

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建筑“创作心理学”初探(之二)

“逆向思维”在建筑创作上的应用 “逆向思维”属动态思维的一种,但由于它在思维的变通性中占有独特的位置,所以我们把它单独列出来研究。 所谓逆向思维,即思维的逆忤性,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思考”。它根据需要和可能,把原来直的改为弯的,原来大的改为小的,原来整的改为零的,原来在里面的放到外面去,原来主动的改为被动的,原来“堵截”改为“疏导”,原来吸热     

唐太宗

汪篯同志,我校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共北大历史系总支委员、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代理历史系副主任等职。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隋唐史方面的专家。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汪篯同志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含冤去世。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汪篯同志举行了追悼会。为了悼念汪篯同志,我们特发表他的遗作《唐太宗》。     

奴才的特性

一部《水浒》,着力塑造的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艺术典型。投降派必然是奴才。那么,奴才的特性是什么呢?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奴才气》一文中指出:“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胆小”。列宁的教导,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奴才们的要害,是识别投降派的锐利武器。宋江是个典型的投降派,也是个典型的奴才。虚伪和胆小的特性,在宋江身上十分突出。宋江的虚伪性表现之一是,口唱“仁义”,实则“吃人”。尽管《水浒》百般美化宋江,说他是什么“仗义疏财”、“赒人之急”的“义士”;还专门用一首《临江仙》的词肉     

向少数民族人民祝賀新年

1957年随着發展国民經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过去了,新的战斗的1958年帶着第二个五年計划到来了。当着全国人民欢庆1958年到来的时候,我代麦中央民族事务委員会向少数民族人民致衷心的祝賀,祝賀你們新年快乐,祝賀你们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計划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智慧健康医疗管理研究热点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不断提高.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依赖于国民健康的身心.由此,“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为实现更加智慧的健康医疗管理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基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支撑,以及微观层面的科学技术支持,智慧化的健康医疗管理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开展相关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刻不容缓的责任和使命.     

企业生产计划与调度的实践研究述评———社会技术系统视角

生产计划与调度是企业运营管理的重要环节． 由于其重要性,科研和管理人员对其实施逻辑、实现技术及企业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当企业面临不确定环境和复杂调度问题时,这一问题迄今仍未有满意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企业的生产计划与调度过程是一个高度耦合的社会技术系统． 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和权变理论,对企业计划与调度实践的“人”、“技术”、“组织”及三者间的交互作用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与总结． 进一步,提出了考虑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维度的计划与调度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利用该框架讨论了若干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     

设计工作坊教学中的群体创新激发形式探讨

设计工作坊教学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体验式课程教学形式,这种教学形式通过群体创新激发来产生创造力.为了探讨在设计工作坊教学中如何更好地激发群体创新力,对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创新激发形式这两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回顾三次工作坊,总结得出了一套以Design Thinking为设计思想的工作坊实施流程,并认为良好的群体创新环境,合适的群体创新激发形式以及恰当的设计工具,可以保证工作坊高效快捷进行,更好地激发工作坊期间群体创新.     

言转向与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变迁

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共同推动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转向,影响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学理论研究关注语言的建构潜能和文本的陈述形式,催生了不少新的文学理论命题,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和解释。语言转向是在20世纪哲学反形而上学思潮、反本质主义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哲学更多地关注人生、艺术,语言成为哲学反思形而上学,进而反思哲学自身、思考生命意义的一个通道,这一点也在文学理论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