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正义的正义论:反思“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之争

在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之间关系的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争论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1)马克思是否谴责资本主义为非正义,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批判理论是否依赖正义概念?(2)马克思的革命和解放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正义的要求和原则基础上,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分配正义原则吗?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立场.这里首先考察它们之间争论的核心分歧;其次,在考察当代平等主义正义论基础上,笔者把马克思的立场概括为"超越正义的正义论".     

个人权利与公共自由的和解——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法哲学

《法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视为黑格尔晚年保守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近年来,该著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论是对现代性的诊断、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对社会正义规范的重建来说,该著作都显示出不可缺少的价值。德国哲学家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是可以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诸领域的规范理论纲要,其目的是克服主观自由的非确定性。在现代性视域中,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是对主观自由引发的生存论和社会学困境的诊断,同时也是对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张力和复杂性的系统思考。黑格尔成功地解释了个人主义自由观及其制度化的局限性,并解释了从私人自由向公共自由过渡的必要性,但他没有成功地把自己在伦理概念中阐发的交往自由原则贯彻到理性国家概念之中,因而错过了从民主方向解释公共自由的机会。     

从德性义务理解"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道德绝对命令.在这里,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存在,不是他人随意使用的工具.这条道德律令被誉为道德形而上学最崇高的论断.然而,如何理解这一道德律令的意义,至今仍是争讼不已.批评者认为,在康德现象与本体二元论中,作为目的的人不可能是现实的、具体的人,只是抽象的先验的意志或理性主体.从这样的人的概念出发,"人是目的"命令与可普遍化绝对命令一样都会陷入"实然"与"应然"的二元对峙.这种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康德同样也提供了超越这种对立的可能性,这就是他的德性义务理论.康德强调,以人为目的就是以人性为自在目的,而德性义务就是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性.德性义务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康德伦理学二元论和形式主义局限性.因为"人是目的"不仅包含着对人格独立性的尊重,而且也意味着必须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过一种自主、充实和完满的生活.这一思想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后来阐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思想的萌芽.     

阿多诺对康德绝对命令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自由意志的根本原则,绝对命令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但阿多诺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具有双重局限性:在理论上,它把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建立在理性的自明事实之上,然而,这一自明事实却无法获得理性的保证;在实践上,它把绝对命令理解为与任何实质性价值相分离的形式规定,使绝对命令成为软弱无力的"应当"。最重要的是,康德的道德绝对命令由于其抽象性和形式化,极易走向对肉体痛苦和感性幸福的无动于衷及道德冷漠,而这种道德冷漠正是德国纳粹大屠杀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面对纳粹大屠杀,阿多诺提出了一条新的绝对命令:调整思想和行动,以使奥斯维辛不再重复。对于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事件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不仅以否定形式赋予新的绝对命令以内容,而且提供了其成立的经验和历史依据。     

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唯物化阐释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传统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反对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商品拜物教意义上的物化意识,也反对葛兰西在霸权理论中对意识形态所做的文化主义解释.阿尔都塞的理论可视为对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解释的彻底化,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由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的观念和思想体系,它本身就是物质性的存在和实践活动,这一特殊的解释模式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意识形态是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意识形态是物质化的国家机器；意识形态质询是物质性的权力实践.阿尔都塞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他对一般意识形态与特殊意识形态概念所做的区分仍然受制于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他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的解释缺乏必然的辩证张力.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理论遗产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     

从新马克思主义到非马克思主义——拉克劳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阶段论

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拉克劳作为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其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其意识形态理论经过了三个阶段:从《政治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开始,经过《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到最近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呈现出的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拉克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与社会客观结构和历史基础相脱离的自由漂浮的能指或主体认同的神话,而这不可能真正地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需要克服简单的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同时也需要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诱惑.     

资本主义是自由社会吗？——论科恩与自由主义者之争

在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辩护中,自由是其核心价值,即使自由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无论如何都主张它是一个自由社会。然而,著名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 A.科恩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与其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不同,科恩不否认消极自由概念,通过分析哲学方法,他分别从“私有制与消极自由的关系”“金钱导致不自由”与“无产阶级的集体不自由”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命题进行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对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露和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有重要价值。     

主导意识形态命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转变。如果说 ,由“冷战”和 196 8年的“巴黎风暴”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已经被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文本所耗尽的话 ,那么 ,正是上面所提到的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新的历史情境和格局的形成 ,为已经衰弱不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神经的重新兴奋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事实上 ,从那个时期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前卫性的学者已经开始结合时代的特征 ,以全新的方式研究并阐释马克思主义了。换言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悄悄地改弦易辙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 ,我们必须对这样的转变获得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首先 ,必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乃是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相互渗透、相互冲撞、相互融合的结果。然而 ,在以往的研究中 ,人们注重的只是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外在的、形式上的关系。比如 ,人们常常指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主义的理论、实证主义的理论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 ,从而形成了“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