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的社会历史范围

有关都市化过程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范围的问题是最重大的科学问题之一。许多作者,尤其是西方的许多作者们,总愿意把都市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并把古代文明,即公元前4000—3000年前,甚至更早些的第一批城市的出现作为都市化的开端。这一观点在资产阶级的哲学中是以把社会的发展解释为社会从某一初级阶段的“农村”状况转变为“城市”状况为根据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Г·斯宾塞、M·韦伯,З·迪尔凯姆、P·派克,П·索罗金和许多其他人在以上述原则来对抗辩证唯物论时,都曾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运用过,并至今仍然运用着该原则,以作为对社会现象分析的一般方法学手段。农村城市的连续统的概念是与马列主义关于社会的发展有如社会经济结构的连续性的更替的发展的学说相对立的。     

莱维·施特劳斯与结构人类学——从社会地理学看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观点从语言学和心理学被引到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并且如格里哥里所认为,最终也应用于人文地理学,莱维·施特劳斯对此起了突出作用,故此社会地理学界对结构人类学的忽视是颇令人奇怪的。莱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作为当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面”,确实值得密切注意。在《如何成为一个人类学者》那篇坦率的文章里,莱维·施特劳斯提到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地质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这三者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运用这样一种解释方法,即把一种对已知事物的理解应用到另一事物中。地质学是通过引证地表底层的地质结构而广泛解释地壳的表面形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把行为联     

统计学在人类学中的应用

《统计学概论》一开头就试图使读者相信,全面地认识统计学几乎是在现代社会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例如,没有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就不能领会棒球击球平均水平的非凡预言,也很难认识工业质量管理的经济价值,甚至也无法理解现在熟悉的哈里斯和加洛普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后者调整着以至更改着当前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发展趋势。一种相当达观的看法认为,更加发达的科学,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人类的普遍改善,只能产生于统计学思想的更加严     

裕固语

裕固人目前居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甘肃省张掖(“甘州”)至酒泉大道(过去的皇帝路)以南的草原直至再往南之山区。裕固人自称西拉玉固尔。草原上的裕固人有时尚在自己的名称上冠以奥来克一词,意即草原上的裕固人,而山区里的裕固人则冠以达克来克一词,意即山里的裕固人。我根据过去在“俄国中东和远东问题研究委员会”(属外交部)时两次调查(1909年—     

关于人类起源的劳动理论

一、关于人类起源的劳动理论人类的动物起源论创立以后,达尔文主义对这一理论深信不移。至此,从未被探讨过的有关人类起源的动力问题和掌握这一过程的规律性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在赫胥黎和弗格特专门介绍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证据的早期著作中,解决人类起源的动力问题被归结为由达尔文揭示的、有重大价值的生物进化规律——自然选择作用于人的结果。达尔文的早期追随者坚信     

论布里亚特传统文化的研究

布里亚特佛教和喇嘛教宗教遗产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若不考虑现代的社会政治任务,都是不可能正确对待的。因为,一切传统的文化形式,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至今它还存在于原民族的习惯和传统之中。在布里亚特各社会阶层的精神需求里,这种传统的文化形式,还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头三十年内,喇嘛教在布里亚特的社会政治史上和文化史上,都曾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布里亚特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在否定宗教价值、     

直贡觉巴·仁钦白传(续)

因为没有真实意义的琐事繁多，至尊仁钦白心生烦恼，心想为修习了义之法，开辟殊胜的修行处，为此秘密来到查乌，建造了外形相似人体左右中三脉的大殿，当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兆。尤其是其中有称为禅定洞的内寝洞，四处飘溢着戒律异香，结构奇特优美。另外，把一些人造的和自然而成的小洞确定下来。至尊在多吉洛嘎尔（金刚侧壁孔）洞中说：“这洞太狭窄了”。起身用后背推开，洞壁上留下袈裟下摆凸出而身体政手凹进去的印迹，非常清晰；用手杖戳开洞窗；象涅泥巴一样抓捏洞壁，在岩壁上捏出悬挂资具的石极子；还用手挖掘能容纳一大网袋物的…     

撒哈拉的图阿雷格人

图阿雷格人生活在从利比亚到毛里塔尼亚整个撒哈拉中心带的广阔沙漠中,属于柏柏尔族。他们的起源富于奇异色彩,流传于撒哈拉人的口头传说中。这在阿尔及利亚的那加尔塔西里山出土的特殊石雕和古典文献里都提供了宝贵的印证。现代学者认为图阿雷格人与埃劳多多的加拉满底人是同一族源。     

从“傣人”到“泰人”以及泰国的形成

在谈到形成今天“泰人”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泰”字的含义。“泰”字为什么没有“亻”旁呢?我之所以提出“亻”字旁问题,是因为在素可泰王朝的碑文里的“泰”字都带有“亻”字旁的缘故。碑文写道:“傣”既指“人”又指     

论“新民族性”

最近几年,在迅速发展着的美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研究美国民族集团是很时髦的。现在,大学讲师和一些普通公众常常谈论“民族性”、“拉丁美洲旧教文化的活力”、“希腊裔美国人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影响”、“根”、“波兰人的权利”,或“我们在思想上由美国人的熔炉观向文化多元论的转变……”(苏1977年)有关这些问题的多数学术研究一直认真负责并且货真价实。与此同时,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