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

服务型政府将满足公民需求作为最高工作目标,不仅要求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其中,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有效与否是政府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都要面对的普遍性问题。针对公共服务的混合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问题,参考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经验,我国应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通过将分散、异质性的服务需求与非规模化的服务供给对接来间接满足服务需求。多元化供给机制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各自优势,并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异质性公共服务需求。     

创新、升级与培育——2013上海文化消费报告

在全国文化消费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上海文化消费尤为繁盛。在载体方面,创新与多元化趋势增强。由政府主导的基础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消费产品更加多样化,但仍存在公共文化机构数量不足、消费理念薄弱等问题。电影节、书展、动漫节、艺术节、艺博会五大节庆类公共文化平台在消费产品多元化、亲民化、国际化方面的趋势更加明显。新媒体作为市场主导的自主型文化消费载体,发展迅猛。网购、APP、微博经济、网络文学消费稳步增长。在客体方面,假日旅游和出境游消费火爆,私人影院等体验式消费备受青睐,演艺、奢侈品消费呈爆发式增长。在主体方面,上海已形成高、中、低3类消费主体并存的文化消费格局,阶层化倾向日趋明显。     

扩大上海文化消费研究

扩大上海文化消费包括文化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文化消费结构的优化两方面,这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提高人口素质、社会稳定和增强城市软实力均具有重要意义。扩大上海文化消费,关键在于树立都市文化消费品牌,发展文化消费价值链或集聚带,提升文化内涵和形象;重点是抓好"三网融合",大力推进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和大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创新机制,培育原创文化,吸引文化人才,建立文化高地;推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协同发展。     

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土地流转研究

新时代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实现乡村振兴。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三权分置"的改革不只是推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经营权流转前先要流转农户的承包土地,实现土地的集中和统一规划,积累土地资本。在此过程中流转的是承包地,农户的承包权没有丧失,只是改变承包权益的实现形式,农户通过承包权的股权化,取得货币收益。在土地集中和统一规划基础上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其目标是根据发展现代品质农业、提高附加值要求选择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以土地资本来选择土地的经营者,以推动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和农村。"三权分置"下土地流转的意义要充分评价。如果说农村前一轮的改革实行承包经营体制是释放和激发农民的劳动活力,实现劳动的价值,那么这一轮的"三权分置"的改革则是释放和激发土地活力,实现土地价值,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与道教论析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丰富多彩,其部分民间习俗的形成受道教影响较深.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西南少数民族的民俗盛会,都反映出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影响.论文从宗教学、民族学的学术视野,考察分析西南少数民族民俗与道教的关系,认为西南少数民族民俗的道教色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文化涵化的结果.     

美国报业文化的媒介融合报道现象

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一些报社出现了媒介融合报道（Media Convergence Reporting）的文化现象。媒介融合报道的核心理念是：由纸媒第一转变到网络第一,取各媒介平台之所长,用音频、视频、照片、文字等不同媒介形态,对同一件新闻事件进行描述。媒介融合报道理论认为：新闻不仅仅是独白,而是一种交流,媒体只有和受众互动,才能完成完整的新闻报道。     

发展理论的全球思维与中国行动——兼评《发展经济学:要素、路径与战略》

作为一个关注转型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作者,我比较早就开始了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1990年、1994、2000年分别出版了<发展经济学通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三本论著,同时还主持了多项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西方诠释学的源流与精神特质——洪汉鼎先生访谈(上)

黄小洲:关于Hermeneutik的词源学问题,您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一书中说,这个词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这个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向人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而Hermeneutik就包含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思,它是一种语言转换工作,化陌生为熟悉.到目前为止,您还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以宽恕促进和谐:恢复性会议的教育学启示

20世纪90年代教育学界才真正将宽恕纳入研究范畴。成熟的宽恕在对话中完成,但目前的研究缺乏相应的实践性探讨。本文将恢复性会议过程中的宽恕实践,作为促进社会和谐方法,通过对恢复性会议的由来、结构、过程、肯尼亚学校师生冲突案例的研究,得出多方面的心理学启示。尽管中国文化并不存在真正的宽恕传统,恢复性会议的适用对象和效果也是有限,但仍为研究和谐心理提供了一条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