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品伤害危机响应策略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以2012年国内"毒胶囊"事件中被通报胶囊产品铬超标的5家医药上市企业为例,运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多案例分析企业产品伤害危机响应策略对市场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企业产品伤害危机将引起股票市场的负向反应。在减少股市损失方面,最优的是积极回应策略;企业采取辩解或被动回应策略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当企业采取含糊回应方式时,股市遭受的损失最大。     

营销新解

近年,美国Don·E·Schuhz提出了4Rs(关联、反应、关系、回报)营销新理论,阐述了一个全新的营销四要素.在了解、体现新世纪市场营销的新发展的4Rs理论的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把三者结合起来指导营销实践,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之反思

法益保护作为污染环境罪认定的根本问题,理论界存在三类不同的认识,即包含传统法益的生态法益观、发展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此三类法益观具有进步价值,但仍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符合污染环境罪基本规律的复合法益观得以提出。复合法益由个人法益、集体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构成,其中,社会法益中的非人身、财产法益特指“环境与生态法益”。复合法益彼此间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内部关联性,侵犯任意法益便构成污染环境罪。基于主次法益的内部位阶,复合法益中的主要法益为国家、集体和环境与生态法益。此外,复合法益还具备内在的解释机能,主要体现在认定行为犯与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主观心态等方面。     

公众参与政府环境信息发布问责初探

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是一切环境管理工作的起点.我国时下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导致存在种种问题,极大地制约着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因此,逐步引入外部制约是大势所趋.这一外部机制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外部参评机制的建构不能一蹴而就,宜和内部机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逐渐过渡到外部问责模式.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鸟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论公民个人和环保部门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直接原告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作为直接原告已基本形成共识,除此之外的资格限定尚有争议。统筹兼顾,权衡利弊,公民和环保部门作为直接原告,条件尚不成熟。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的法学界定——基于历史的分析进路

生态保护补偿概念是相关立法的基本前提,也是相关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保护补偿”是特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产物,亟待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导,从多元化的静态分析路径转向动态的历史视角。发展至今的“生态保护补偿”一词,在法规政策中的表述或概念研究层面的理解,其彰显的“正外部性”补偿特性已获得广泛的立论支持,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包含“发展利益受限”等其他各种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但“发展利益受限”没有被作为“生态保护补偿”的唯一特殊予以重点关怀而仅仅是点到为止。此外,总体而论,当前的概念认知仍停留在“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偿”的传统认识论阶段——这使得所有产生积极环境效益的行为无法被区分。由于当前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已然失之个性,生态保护概念必然无法有效解释并指导制度实践的开展。为此,很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概念予以再界定,旨在揭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重构的理论基础为“私法层面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受限与利益弥补”。该定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生态保护补偿的独特本质,另一方面能够指导我国各类补偿实践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