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冲动”与生态文明

现代性构建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使现代人陷入算计与狡计的“陷阱”,实践“冲动”能力和“道德直觉”力的匮乏使伦理道德长久滞留于思辨理性的界域,缺乏走向生活的内在动力.新的历史时期,要培育具有道德实践能力的行为“主体”,应当给予“伦理冲动”形态以必要的学术地位,通过剖析中西不同的伦理“冲动”结构,阐明伦理冲动的情感形态是真实的伦理冲动感——“伦理感”(“统一感”、“实体感”、“精神感”)与深层的伦理造诣感——“道德感”(“得道感”、“敬重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从而为走向生态实践、合理应对“生态困境”奠定行动论的理论依据,对于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种生态觉悟:从自然之"附魅"、"祛魅"到"返魅"

全球性的环境灾难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如果说.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之"附魅",是朴素直观的神性"敬畏".工业文明时期自然之"祛魅".是机械论视野下的遮蔽和断裂,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应当积极寻求自然之"返魅",这是人类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重建,是人类为了拯救自然之"沉沦"的命运所进行的生态思考,也是后现代视野下的"伦理启蒙"和"生态觉悟".     

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关系的驳诘辩难之超越

随着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生存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生态伦理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具有伦理关系的驳诘辩难。然而,论诘的落脚点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尝试超越此种论争,以新的思维方式,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把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作为我们实践理性思维的行动规导。     

"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

伴随着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难以预测,"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导致人性的碎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人与自然生命本体背离的问题.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     

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风险及其防范

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使当前社会陷入不可预知的环境风险。如果说,传统风险是"外部风险",那么,现代环境风险则是"人造风险"引发的现代性后果、不确定性后果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后果,这与GDP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科技理性的膨胀和社会体制的弊端无不相关。通过推动企业经济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变、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变革、构建"政产学研"联动的环保科技创新体系并搭建社会公众的环保参与平台,从而推动责任伦理体系的建设,对于积极防范并化解环境风险,以及推进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与"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性观的困惑与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

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是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结果,而"人性观"的偏差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从上帝神性"笼罩"下的"神性人性观",到追求"凡人幸福"的"自然人性观",再到理性启蒙"神话"中的"理性人性观",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与自然相对峙的人性发展轨迹。探讨现代性发展中的人性价值论、推进"爱自然"的人性生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这种探讨不仅能够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道德价值论的理念指导,而且对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然"内在价值"驳诘与生态实践超越

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从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层寻找根源,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针对自然"内在价值"问题展开了论争,提出了彼此迥异的道德理由和伦理依据,然而,论诘的落脚点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本文尝试站在超越此种论争的高度,从人地和谐的伦理实践层面提出确立生态文化价值根基、提供生态恢复的伦理补偿,并对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生态价值引领,以此作为我们实践理性思维的行动规导.     

“自然观”与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演绎

生态难题日益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以系统论思维方式全面考察人类“自然观”的生态演化历程,历经远古文明时期“自然为人立法”、近代工业文明时期“人为自然立法”,应当寻归生态文明时期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是谓“人为自身立法”。其中,现代“生态自然观”的确立是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现时代的内在要求,为缓解生态危机并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应当成为绿色文明时代的伦理共识和文明期待。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及精神内涵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夙愿。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科学阐释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历史前提、实践原则和制度保障,赓续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百年实践探索中。如果说“,发展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全民共富”是共同富裕的主体内涵,“全面共富”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可持续共富”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那么,“共建共治共享共富”则是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稳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于推动“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