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看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研究这种特色,是古文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但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要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从某一侧面进行专题研究,也可对某一个时期、某一专著进行剖析。当然,也可进行一些总的探讨。朱光潜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着《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由此形成中国诗论的三大特点:一是以情为主,二是根据自然而不止于自然,三是重教化。这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很有启发。刘勰主张“为情     

“近亲繁殖”小议

最近参加香港的一次国际学术会,和几位台湾学者同住一幢小宾馆。茶余饭后,交谈起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发扬,颇多同感。当我直率地讲到台湾的一种不良学风时,就引起     

葛洪的文学观

晉代一百多年(三世紀末至五世紀初)中,出现了不少的文学理论家,如陆机、左思、摯虞、李充、葛洪等渲斜容^重要的当推陆机和葛洪:陆机的《文赋》奠定了古典文学理论史上的创作论的基础,而葛洪则继王充、曹丕之后对批评论有所贡献。目前学术界中对陆机研究較多,而对葛洪的理论则尚少探討,现在我们打算对他在《抱朴子》中所表达的文学观作个初步的分析。     

我的读书法

<正> 我从五岁发蒙读《三字经》,到现在已读书五十年了,略晓读书之法,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也还在不断走弯路中继续探索。我的粗浅体会是:读书必须得法,但无一定之法;前辈的经验必须吸取,但又要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读书之法法无穷,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所以,这里讲的读书法,不可能是万灵的。古人认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是他们的读书法,虽然不无道理,却流弊不小。     

刘勰思想三论

<正> (一) 刘勰自幼深受佛教洗礼,出仕以后,佛教已被正式宣布为国教,也没有中止其佛教活动,最后燔发自誓,决心出家;但他的《文心雕龙》,又以尊孔宗经为主旨,口口声声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是了解刘勰思想所必须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刘勰的思想中,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怎样处理儒与佛的关系,这是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存在的问题。过去的论者,或以为《文心雕龙》与佛教思想无关,或以为刘勰的     

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

<正> 皮锡瑞渭:“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这是治经学史者的传统观点。张衡早就讲到:“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魏明帝则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作如是论者,其后甚多。但从皮氏所说:“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其故在“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王肃“效郑君而尤甚”,我们反而由此看到:儒家经学在两汉之后虽是中衰了,但也有发展。不过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兴衰,衰的是什么,发展的是什么,都应作具体分析。     

《文心雕龙》的“范注补正”

在日本学者研究《文心雕龙》的成果中,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为范注本所采用,已早为海内研究者所熟知;冈村繁教授的《文心雕龙索引》,近年传入渐多,并即将由山东齐鲁书社翻印出版,以满足广大研究者的需要,也是“刘氏功臣天下闻”了。余如户田浩晓、兴膳宏、目加田减等家论著,大都由王元化先生所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介绍给中国读者了。去秋参加以王元化为团长的中国社会利学院《文心雕龙》考察团访     

刘勰对古代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

<正> “现实主义”是个尚有争议的概念,特别是用以论述古代文学,问题更多。本文所论,主要是在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刘勰的理论起到了什么作用,他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或发展有什么贡献。什么是“现实主义”,给它一个什么确切的定义,才能既实用于小说、戏剧,又适用于诗词歌赋,这自然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     

《三都赋》的撰年及其它

左思《三都赋》很可能撰成于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只有将撰年定为295年,才能与左思一生事迹基本相符。唯史载卒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的皇甫谧曾为《三都赋》写序,此则与295年赋成之说不合。对此矛盾现象,可作两种解释:(一) 皇甫谧所见可能为《三都赋》未定稿,并据此写序;其后左思又向张载访岷邛之事,对赋继续加以修改,方成定稿。(二) 由于皇甫谧文才平庸、后半生身体瘫痪,加之皇序与左思自序在主旨和结构等方面基本相同,因此,所谓的皇序是否为皇甫谧所写,值得怀疑。     

刘勰论文学欣赏

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有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在文学欣赏中,也会有一定的鉴别或品评,却以玩赏为主,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受到一定的影响和教育。文学批评虽然重在品评优劣,但一般来说,评论家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往往是从欣赏着手的。因为文学作品是艺术创作,这决定了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