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四人帮”伸进文学史领域的黑手——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

杜甫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诗人。历代地主阶级文人、资产阶级学者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杜甫作了大量的评论。近年来,“四人帮”又从其篡权复辟的需要出发,对杜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歪曲,把杜甫弄得更加面目全非。我们今天研究杜甫,必须首先清除“四人帮”在杜甫问题上散布的浓烟密雾。一、梁效论杜甫的用意何在“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遭到惨败后,一九七五年四月,就急急忙忙指使其御用文人梁效,同时抛出《杜甫的再评论》和《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两篇黑文,杀气腾腾地叫喊,要通过对杜甫的再评论,来“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     

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心雕龙》——答马宏山同志

一《文心雕龙·序志》中讲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马宏山同志对这里的“极矣”二字颇感兴趣。他在有关文章中反复强调“极矣的地位”、“极矣的价值”,多达六次。什么是“极矣”呢?是什么“地位”、什么“价值”呢?鄙见不敏,幸有马论原文: 刘勰认为“文之枢纽”在《文心雕龙》之中居于“极矣”的地位。……“文之枢纽”既居于“纲领”之中的“极矣”的地位,那么它在“纲领”之中所起的就一定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也谈》) “文之枢纽”的五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极矣”的价值的,而不是只有“原道”和“宗经”两个项目才有“极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各自的分量,不可或缺的,……(《再论》)     

魏晋玄学笔谈(一)

198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暨北京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魏晋玄学讨论会。会上对玄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本刊为了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在与会代表的支持下,组织了这次笔谈。笔谈涉及的内容大致是:玄学的定义和特征;玄学的形成、发展及分期;玄学的基本范畴及其含义;玄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及主要玄学家的哲学性质;玄学的阶级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对门阀地主的评价问题)、玄学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等等。笔谈涉及的这些内容,有的尚须深入研究,有的在学术界尚存在分歧,我们把它刊登出来,以期引起讨论。本刊愿为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提供条件。     

[文心雕龙:鎔裁]今譯

[解題]《鎔裁》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二篇,讨论鎔意裁辞的问題。在作者构思之初,一定是思緒紛繁,不易立刻决定取捨玫匮≡袼夭?安排辞采,使内容形式既丰富多采,又不紊乱繁杂,那就該在鎔和裁上,下一番工夫。全篇分四部分。刘勰首先阐述鎔意裁辞的必要,并以人身上多余的枝指或肉結为喻,力求文意和辞句上的精练。其次两部分,分别说明鎔意和裁辞的原則与方法。最后     

“龙学”七十年概观(下)

四、艺术构思论: 本期对刘勰的艺术构思论研究最多,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较重要的如形象思维问题、艺术构思的特点、《神思》篇为创作论总纲说、“虚静”说、“意象”论、“杼轴献功”说、语言和情志在构思中的作用,以及“神思”论对《文赋》的发展、与黑格尔、柯立芝等人的比较研究,到“神思”论的历史价值和世界地位等,都有较深入的论述。没有艺术构思就没有艺术创作,这是广大研究者普遍认识到的基     

中西戏剧艺术共同规律初探

<正> 美国J·刘若愚以为:“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使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理解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从艺术理论是艺术经验的概括来看,这话是可信的。本文便主要从中西戏剧理论上来探讨其共同性。中西戏剧艺术之别,论者甚多,以至有人认为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学样式。但莎士比亚的戏剧能为中国观众所爱好,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亦为西方观众所赞赏,是必有其共同之迹可寻。人皆言异而我言同,其有未当,幸以门外剧谈者的大胆妄言视之;盖以应香港中大主办国际比较文学盛会之约而逼上梁山耳。     

《文心雕龙·序志》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之一

《文心雕龙》是一千四百多年前出现的一部伟大的文艺理论专著。作者刘勰,原籍山东莒县,寄居江苏镇江,是儒家学说的信徒,也是佛教的信徒。他的思想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但不免有唯心主义的局限。为了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理论方面的宝贵遗产,应该对《文心雕龙》作细致的     

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新探

《通变》篇并非继承与革新的专论。强调文学的发展创新,才是刘勰“通变”论的主要思想,而本篇中“通变”之义,主要指“文辞气力”的发展创新。当然全篇所论,并非绝无继承与革新之意,“相因”就近于继承,“通变”就近干革新,不过它只是讲“有常之体”的“相因”和“文辞气力”的“通变”。刘勰不以《因革》(继承与革新)名篇,而以《通变》名篇,意在突出友展创新。《通变》篇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两段,一段是批评“九代咏歌”中楚汉以后之作在“有常之体”方面未能“相因”,一段是批评汉人之作在“文辞气力”方面未能“通变”。前一段是以实际创作中的教训,反证“有常之体”非“相因”不可;后一段是以实际创作中的教训,反证“文辞气力”非“通变”不可。     

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拙文《〈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刊出后,两年来,赵永纪、滕福海、李炳勋、马宏山等同志,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是我竭诚欢迎的。赵、滕、李、马诸文,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即此篇应归全书总论还是文体论。因此,本文只对此略陈己见,其他问题,留待另文。 (一) 关于《辨骚》篇归属问题就我所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了。如刘师培以《明诗》至《谐隐》的十篇为“有韵之文”,梁绳袆则以《辨骚》至《书记》的二十一篇为“文章流别论”。范文澜更早在一九二三年就以“诗之旁出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上)

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物怎样制约情,情怎样来自物,情与物怎样结合而构成艺术形象,如何用语言文辞来抒情状物,以及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些有关文艺理论中就接触到了。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论语》中的“文质彬彬”;《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