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共同富裕与社会建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地蕴含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态讲,共同富裕应该是一种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状态。社会建设通过促进人们对于既有发展成果的合理共享助力“共同富裕”,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鉴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发展之“不平衡”的集中表现,目前来看,社会建设之于“共同富裕”具有双重意义。社会建设所强调的对于发展成果之“合理共享”的“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成果的享有必须联系对成本的承担;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维持作为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在现代社会通常以普遍而平等的基本社会权利来体现的需要。“共享”的伦理前提是“共建”,“共享”的事实前提是“共治”,即每一个公民在社会治理中的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唯有共建加共治,才有可能通向共同富裕。     

认知与认同之间——单位制解体背景下杭州市国企工人的自我身份意识

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所导致的单位制解体使国企工人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纵横交错的社会比较,国企工人对如今所处的边缘化身份地位有着清楚的体认,但在情感上却并不愿意认同;但是,其他社会成员对国企工人的评价、看法却构成了一种具有"压迫性"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着国企工人接受其如今的处境,与此同时,国企工人为缓解、消除"认知失调"而"主动"采取的某些自我心理调适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他们去接受如今所处的身份地位.总体上,如果说国企工人对于今日之边缘化身份的"认知"是清晰的,那么,在"认同"上,其心态是矛盾暧昧的.     

托克维尔论民主、自由和宗教

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其他古典社会理论家一样,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知识反应.托克维尔所面临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平等化)趋势,而他所最珍视的价值则是自由.他看到,民主的社会状态隐含着对自由的巨大威胁.于是,他的基本问题便是如何在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民主时代守护自由.通过对美国和法国的比较研究,托克维尔揭示了在民主时代保障和实现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和文化(宗教)条件.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重建——兼评周晓虹主编的《现代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重建,在于重建其社会现实性。本文从对《现代社会心理学》一书的评价入手,结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成就与教训和我国社会心理学重建10年来的经验,探讨了重建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现实性意义、方法与途径。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的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早期,理性与革命对传统秩序的撬动开启了不确定性的闸门;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不确定性向全球、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弥散,从而也迎来了本体性焦虑的时代。面对日益叵测的命运和未来,人类以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安全保障,但这些努力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而且在今天这个体化风险社会中,其本身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风险社会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从而相应地产生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在中国,除了要承受个体化风险社会之一般性的焦虑,社会成员还要多一分权利缺失状态下面对尚未完全被驯化的权力的惶惶然。     

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

对社区建设的强调、对社区建设之"重大意义"的肯定预设了社区这一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在社会已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这种重要性已经大大弱化。因此,今天我们与其关注地域性的社区,还不如重视各种"脱域的共同体"。     

中古城市与近代公民权的起源:韦伯城市社会学的遗产

公民权是近代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晚期中古城市是别具特性的近代公民权的发源地。通过对韦伯之城市研究的某种重构式的解读,本文分析指出,借助于东西城市的比较研究和中世纪城市与古代城市的比较研究,借助于其城市社会学中潜在的宗教之维,韦伯向我们展示了西方中古城市何以能孕育出近代民主公民权制度之雏形的结构的、经济的、文化的条件。韦伯关于中古城市与近代公民权之起源的分析架构,对于我们理解、认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以及近期一些与公民权有关的理论和国内一些相关研究,都不乏启发意义。     

消费的解放与意义的追寻——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如何可能

在匮乏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束缚于“需要”的满足。随着自由支配收入和自由时间的增长,消费如果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就可能摆脱被束缚的状态而获得解放。解放了的消费要面对的不再是“如何活”,而是“为什么活”,也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消费活动将成为一种以自我实现为取向的自我实践。这种实践活动不再是功利性或工具性的,而是以活动自身为目的的;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面而丰富的;不再是刻板化的,而是个性化的。并且在这种自我实践中,消费和生产不再呈现为分离的两端,而是合而为一。以自我实现为取向的、作为自我实践的消费活动,只有在相互给予承认的主体间协作关系中,也即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展开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