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军事贡役体制(1926-1935年)

1926年至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的军事贡役体制,具有行政变异性的特点。该体制是以军事机关取代民事行政为决策中枢,以团防建设为主要任务和以军事勤务为重要职能的县级行政为体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以依托保甲制度的团防建设为基层社会保障。其行政变异性表现为决策中枢层级的以军代政现象,以及县级行政的正常职能因以团防工作为中心任务和以战争勤务为重要职能,而呈现萎缩。这一体制始终潜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逐渐引发以军团关系不协调为表现的军事当局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南京政府时期县级地方的军事化——以湖南省平江县为个案的考察

湖南省平江县的地方军事化,作为南京政府时期民国县级地方军事化的典型个案,突出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国共内战背景下,动员社会资源投入为各自政治利益而斗争的一般规律.其中上级行政机关的典则和物质支持,与县级行政机构根据县情推行具有地方特色的军事化政策的结合程度,决定了双方地方军事化水平和运动的总体走势与命运.     

太平天国基础教育制度的缺失与科举制度的演进

对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考察应该以其教育制度的整体框架为背景。由此观之,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也只局限在宗教意识形态一隅。太平天国前期,科举制度没有建立在基础教育制度之上,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只满足于依靠科举暂时取一时人才之需。洪仁玕在规范科举考试形式的同时,并未以此为契机科学规划基础教育制度。太平天国后期,科举制度虽然基本落实了洪仁玕的制度性规划,但考试内容仍然以基督教内容为主,并没有折射出新的时代精神。太平天国尽力发挥乡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乡官掌握社会资源的有利条件,动员文人参加科举,产生了一些良好的社会效果。尽管如此,后期科举制度仍然如前期一样,由于缺乏基础教育制度的支持,而流于一般行政事务的铺陈。     

五代时期江南三国的政治体制与财政经济

五代时期,地处江南的杨吴、南唐和吴越三国,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单元,在五代十国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政治体制方面,杨吴向南唐的和平过渡,是杨吴后期执政者徐温、徐知诰父子借杨吴旗号,通过变易其王国政体为帝制而逐步实现的。南唐政治抱负经历由保守到扩张、再趋向内敛的过程,而吴越则始终以奉中原王朝为国策。在经济领域,三国均以保境安民为主旨,力促劝农,重视屯田,共同为经营和开发江南做出贡献。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建君主权力的努力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洪秀全狭窄的气量促使他始终把目光局限在个人权力的张扬这一有限目标上。为了这个有限目标的实现,他忽略了维护体制内各要素动态平衡的重要性。     

论太平天国政治的客家渊源——兼辨“客家武装移民”说

太平天国运动发源于广西客家社会。拜上帝信仰有利促进了广西客家社区军事化的形成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动,客家族群心态深刻影响了太平天国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太平天国起义不是所谓的“客家武装移民”,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作为主要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社会经济史辨正

“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和田凭，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     

井冈山大学江西省“十二五”重点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简介

湘赣革命根据地始终追求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逐步扭转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通过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为财政体系奠定下正规化基础。湘赣苏区银行制度成为促进经济建设的有力金融保障。     

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战役军事艺术评述

太平天国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中表现出的高超军事艺术，达到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境界。太平军的战略决策是以外线为作战为主旨，默契的协同与指挥统一，这些军事指挥系统方面的特点使其对清军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故能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史上一次最成功的战略决策。不过这成功经验也具有相对性，是有局限的。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