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人语

<正>承《文史哲》杂志邀约之赐,让我在徐国琦教授大作发表之前,便有机会深入研读,受益实在匪浅。我与徐教授认识已有二十余年,对他辉煌的求学经历和近年的累累硕果,不但了解而且充满敬意。此处能饶舌数语,妄作评论,深感荣幸,并祈望得到徐教授的指正。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自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人们对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史学家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史家治史,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文学性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虽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仍有其价值.     

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

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一个重要对象。远的不说,自近代以来,文明史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断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有普世史的写作,而到了19世纪,世界史的写作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初年,施宾格勒、汤因比开启了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提倡历史演变的多元观点。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人坚持。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历史学家对文明比较的看法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作者最近有幸参加了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仅得便观察了文明史研究的新动向,更发现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说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复次,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但为非西方史家所不齿,亦为西方史家所警惕,并努力加以突破。最后,对文明发展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这既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文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