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上)--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是近现代史学的主要潮流.自17世纪从西方兴起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走向全球,至今不衰.对于非西方地区的史家而言,民族主义史学为他们抵御西方军事和文化的侵略,从事民族国家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因此,需要从比较史学的角度,以西方、东亚、伊斯兰和印度等地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特点为例,分析民族主义文学的共性,及其在近年所面临的挑战,以展望全球史学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     

从下层研究到后殖民史学——当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危机和转机

全球史强调在西方与非西方、南方或北方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而这种交流和互动并不一定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发生和欧美有很大的联系，甚至有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西方化的扩展。对这个问题，如今的西方学界仍存在争议——比如非西方地区历史运动的动力是否完全来自于西方。     

年鉴学派对我们研究历史的启迪

一、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的特点与成就 从公元前五世纪“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问世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已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动荡的影响,史学本身曾经有过几次变迁,但从方法论角度观察,其中变化并不显著。古希腊史学的“求真”、“垂训”原则,对政治外交事件的叙述休裁,都为后人所坚持,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发展,历史学家力图为历史研究找到科学基础,因而特别强调对史料(主要是文献材料)的批判,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这些进展在现在看来,实     

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

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一个重要对象。远的不说,自近代以来,文明史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断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有普世史的写作,而到了19世纪,世界史的写作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初年,施宾格勒、汤因比开启了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提倡历史演变的多元观点。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人坚持。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历史学家对文明比较的看法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作者最近有幸参加了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不仅得便观察了文明史研究的新动向,更发现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说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复次,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但为非西方史家所不齿,亦为西方史家所警惕,并努力加以突破。最后,对文明发展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这既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文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主持人语

正近代史学研究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出自参与2012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合办的学术会议,由两校师生共同组织,德国的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教授和北大的欧阳哲生教授负责,共同发表论文。这三篇文章处理的主题各有不同,但又有共同性,那就是讨论在1840年开埠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如何产生一系列的变动和改革。刘会文的孟森研究,从个案出发,仔细铺陈在近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中,长期执教北大的孟森,其治史理念如何产生不断变化,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所经历的深刻变迁。王晴佳的论文,异曲同工,也讨论中国史学在19世纪后期开始产生的变化。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