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社会学初论

老区(革命老根据地)是我国农村社区的一个特定区域。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老区作为我国不发达地区之一,愈来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学术界对老区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人们往往把老区问题看成经济问题,因而只注重于分析老区的经济因素和经济条件。实际上,老区问题以及老区建设都受约于社会因素和社会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老区,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老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对老区问题不仅需要进行经济学的研究,而且更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社会学是一门对人类社会进行总体性综合研究的社会科学。本文拟就建立老区社会学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索。     

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规律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研究加快和深化改革的问题,江西、山东、四川、河南、北京社会科学院科社所和国防大学杂志社发起,于近日在江西九江市召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九个省(市)的六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议认真学习了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所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以十三大精神为指针,紧密地结合实际,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然     

春秋时期《周易》哲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时期,随着神灵信仰的淡化,开始出现了"吉凶由人"的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在用《周易》进行占筮的过程中,对卦爻辞和卦象作出带有明显道德色彩或自然主义的解说,使《周易》的宗教神学色彩不断弱化,哲理成分进一步增强。甚至有人脱离开卜筮,把《周易》当做道德说教或证明某种哲理的材料直接引用。春秋时期是《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的重要阶段。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我国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进化博弈与多重均衡研究

本文应用进化博弈方法,建立了开放市场条件下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演化的进化博弈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者行为进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及其均衡点.研究结论表明,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进化既不是传统金融学、也不是行为金融学认为的那样,仅存在单一路径和均衡点,而是可能具有多重均衡的特征,这是由投资者策略行为的互补性决定的.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探索城市转型发展之路——以广州为例

转型发展,是指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近年来,广州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探索转型发展之路,并且取得了积极成就,走在了全省和全国的前列。但是,广州的转型发展仍然是初步的。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广州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探索符合本市实际的转型发展之路。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