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文献中的“京广大运河”——中西交流史中的京广水陆交通线

18世纪德国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康德和赫尔德在论述中国时,都曾提到中国的"京广大运河"或京广水路。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一条确实存在的京广水陆交通线。这条路线由京杭大运河、黄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北江等多条河流和湖泊构成,从北京至广州,中间只需在赣粤边境短暂改行陆路通过梅岭。17、18世纪间,这条京广水陆交通线在中西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对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研究

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社会管理主要应从重政府管理、轻公众参与向政府负责和社会参与转变;从重管制、轻协商向更加重视协商和共同治理协调转变;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依法管理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转变。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改革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模式、转换方式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作者提出了加快社会管理方式转变的相应对策建议。     

大学生犯罪原因分析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率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发生了一些特大重大恶性案件,使大学生犯罪问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大学生犯罪原因的分析,应涵盖大学生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原因＂、＂个体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等四个主要原因。     

“■道”辨——从南朝梁吴承伯起义谈起

在中国历史上,把受宗教迷信影响的起事和暴动,往往称之为“妖贼”、“妖人”或“妖道”,这类事件不绝于书,吴承伯起义只是其中影响很小的一次,但它却被误认为受火祆教影响的一次起义。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与吴承伯起义相仿的几次暴动,以及火祆教来华的流播状况,认为吴承伯所挟之“道”,不能当作“祆道”,即波斯火教解,而应通“妖”,作“妖道”解;并认为吴承伯起义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汉灵帝之置“鸿都门学”及其原因考论

东汉中晚之世 ,中国历史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此期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化现象 ,在魏晋之世皆蔚为大观 ,如文学艺术之自觉等莫不肇始于此。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汉灵帝是一位有重要认识价值的人物 ,他创置“鸿都门学” ,大力招揽才艺之士 ,并以此授任官职 ,极大地提高了文士的社会地位 ,并由此引发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议与政争。汉灵帝如此 ,虽与其个人爱好和汉廷文化传统有关 ,但更重要是汉代文化的内在变异所致 ,汉灵帝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变革的工具。此外 ,当时的文化变革与政治斗争有紧密的联系 ,鸿都文士多来自寒门 ,仕途上受到儒学世族的排斥 ;而当时起自下层的阉宦正与士大夫展开殊死的较量 ,鸿都文士正是依靠宦官的提携 ,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鸿都门学”是曹魏之世“文学自觉”的前奏。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西部地区农户信息需求与信息扶贫的思考

信息在当今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信息的贫困。从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民对信息的敏感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了农村信息挟贫工作的主要优势和思路。信息挟贫的切入点、有效的信息扶贫模式、信息扶贫工作人员的培训及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都成为信息扶贫的重要环节。     

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及特征

和谐是儒家的理想目标之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必须热爱自然,遵从自然界的规律,有节制地开发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爱人",由爱亲人扩展至爱一切同类,要宽厚处世,协和人我,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儒家肯定人的正当欲求,但他又强调物质欲望的追求必须受内心道德情感的节制,才能实现身心的和谐。儒家和谐思想是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前提下,追求多元融合,反对同而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