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矛盾学说的三种形态

辩证法的矛盾学说经历了几种形态?各种形态又怎样?过去所见系统探讨的文章较少,我认为经历了三种形态。下面就对此作一粗浅考察。 1 人类的思维发展史表明,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事物自身的矛盾性,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但是,在历史上人们首先概括出的却是非辩证的矛盾概念,到了中古时代的末期,才第一次提出了辩证的矛盾概念,有了矛盾学说的第一种形态。 翻开古代哲学史就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战国时代的韩非,都曾提出过“矛盾”概念。但他们都是把“矛盾”当作了“不真”或“荒谬”的同义语。 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大多数是自发的辩证论者,绝不是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思维。古希腊朴素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就曾指出:“对立物存在于同一东西中”(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00页),并以实例的形式说明了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多种同一。包括亚里士多德,恩格斯就曾说他是一个博学的辩证论者,“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2页)。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也提出过对立面互相依伏、“反者道之动”、相反相生、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宋代的的唯物主义者张载,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也都阐述过“天地间皆有对”以及阴阳交感、相推相荡,推     

批判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锐利武器——学习周恩来同志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

1930年,周恩来同志在我党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的重要职务。他不仅对我党我军的各项建设,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特别在制止和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路线方面,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同志这一伟大历史功绩,本来是应该大书特书,但是长期以来,从王明到“四人帮”,却把对立三路线实行“调合主义”的莫须有罪名强加到周恩来同志身上,致使周恩来同志这一重要贡献长期不为人知晓。随着《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这种历史的迷雾被冲破了。选集中收录的《关于武汉工作问题》,就是周恩来同志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明证。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王永祥抗日战争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战时体制”。对“战时体制”的中央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及评价，学术界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仅就此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青年恩格斯批判谢林时的世界观初探

在一八四一年的秋天,一个年仅二十一岁、一向精力充沛、渴望自由、追求真理的青年,为了履行他服兵役一年的“公民职责”,来到了正在酝酿着一场哲学大论战的柏林。这个青年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场就要开展的大论战,一方是代表着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青年黑格尔派,另一方则是已经向右转的、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特邀来柏林大学任教的老迈的谢林。青年黑格尔派正在把他们批判的锋芒从基督教转向封建专制的国家,而威廉四世则要通过谢林宣讲“启示哲学”,“最终铲除黑格尔的学说”。此时的双方,正在各自磨自己的剑。年轻的恩格斯一到达这个浓云密布的柏林,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军事科学,另一方面则到柏林大学作为旁听生。听了谢林及马尔海涅克、米希勒的讲课。随着谢林登台宣讲“启示哲学”,双方的论战也就公开爆发了。青年恩格斯     

再论董仲舒天道观的辩证性——兼答周乾溁同志

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懂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