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

北宋真宗晚年,朝局复杂,权力交接成为真宗晚期政治运行的核心。章献皇后刘氏在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受到宋代祖宗家法的限制,为取得预政的正当性,刘氏将合作对象选择范围确定为士大夫群体,并最终选择与丁谓结成利益联盟展开合作,驱逐了支持太子直接掌权的寇准一派,最终形成刘氏称制、丁谓掌权的“双赢”局面。然而,仁宗初年,随着丁谓权力欲的日益膨胀,朝政逐渐被丁谓一派把持,威胁到了手握皇权的刘氏。在“异论相搅”理念的浸润下,刘氏运用王曾等人对丁谓一派进行制约打击。最终,丁谓等被逐,掌握皇权的刘氏成为这场博弈的最终胜利者,并开始构建起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宋代的儒家文化理念,在对女主参政发挥限制作用的同时,也构成了女主走向政治前台的潜在文化基础。一方面,士大夫群体对于“家国同构”政治观念的总体性接受以及儒家文化对于“孝道”的推崇,为女主以妻子或母亲身份代理皇权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女主在这一政治系统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角色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其行政决策和政治行为,并赋予其维护父系正统的基本自觉。因此,宋代女主称制往往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     

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神话考论

仁宗是继太祖、太宗、真宗之后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其父宋真宗大力发展道教,以神道设教,仁宗朝仍受到"崇道热"的影响。赤脚大仙是知名的道教神仙,其形象产生于真仁之际。宋仁宗为赤脚大仙转世神话的产生、流传和演变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赤脚大仙在神化仁宗皇帝形象中应运而生,以道教势力为主导的各利益集团共同催生和传播了该神话,其目的在于为道教争取宋朝皇权、皇室的持续支持。元明清时期,道教、佛教典籍、类书中基本保留仁宗转世神话的原貌,而诗词小说话本或借用赤脚大仙转世的故事,或借用赤脚大仙的名号,赤脚大仙已不再拘泥于宋仁宗前世的身份,其形象也变得独立和多元化。     

宋初武将政治地位再认识——崇文抑武之另一面

宋初武将政治地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军事和政务两方面,军事上施行抑制武将的措施后,文臣地位并未显著提高,文臣作用也未立即凸显;政务上武将在太祖朝仍具有主要的话语权。宋朝武将地位下降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其地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伴随着政局变动而发生的,原因是由宋初政治环境的改变,武将群体素质、皇帝治国策略的不同及性格喜好的差异等方面造成的。宋代"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并非同时产生、齐头并进,而是不断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     

仕履迁转与道里远近：宋代宰相免谪地考论

宋代宰相为百官之长，其罢免一般出自皇帝旨意，但也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宋代宰相罢免频率相较于前代明显增加。宰相免谪地的远近体现出离开政治核心的程度，与其能否再度返朝任职存在一定关系。宰相免谪地依据距离京师的远近可划分为京师(开封与临安)、临京府路、远府路、偏远府路四种类型。宰相免谪地远近一般取决于罢免缘由，同时又受到宰相出身、地位、政绩以及与皇帝、同僚、后宫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影响。宰相免谪地的选择被灵活运用到皇帝罢免宰相的政治情势中，彰显在宰相人事任免中的皇权意志和最高统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