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及其发展

中国现代文明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新儒学派、西化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文化的论争,形成了现代的人文基础,并且于抗战之后都介入了现代民族精神的构筑。新儒学派有其为国立本的合理之处,西化派的民主、科学在适应变革需求上也有它的适应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本位"观点,又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构筑了意识形态上的"体"。因而,"三位一体"的现代民族精神与文明构型,即以民族文化为本,世界文明为用,人民性为体的民族精神发展现与文明构型的复合体。在今后多元开放的时代,更应该承认三大思潮并存的现实。当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动摇的,但也需要走出意识形态的范围,制、充东方文明成果,完成历史起点的综合文化创造。以东方文化构筑民族精神介入新世纪的发展,则成为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种普遍共识。     

论教育的双重外部性效应--兼论我国基础教育投资费用财政支付主体的确定

教育对其供给者和受教育者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双重外部性.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县以下财政负责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的现行财政体制是不合理的,并由此带来了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的实际困难.实际上,农村基础义务教育费用不应主要由县级财政承担,并提出了应由省级财政为主、县级财政为辅提供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中的制度与组织分析

本文引入了“制度—组织”分析框架,着眼于中国农村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的衍变逻辑。通过对现存农村体制下的“制度—组织”模式的分析以及由于实施村民自治制度所引起的新旧“制度—组织”模式间的冲突和调适的情形分析,近而探讨在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条件下农村自治的可能变革之道。     

论选择性司法与过分司法的抑制

司法是法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环节。司法通过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宣示法律,引导民众知法、懂法、守法,树立法律权威性,培养司法公信力。选择性司法和过分司法现象植根于我国现实土壤,其背后凸显的是司法权力的滥用,它扭曲民众对法的认知,妨害民众对法的认同,损害司法公信力建设。司法需要尊重和权威,更需要谦抑和自控。只有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抑制司法权的滥用。     

济宁:外国专家植新绿

3月15日,在山东省济宁市工作的72名外国专家,来到位于该市北湖的外国专家友谊林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共同栽下友谊之树,栽下了700余株象征济宁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常青的树苗。据了解,近年来,济宁市人社局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加大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力度,引进了大批外国专家来济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仅2012年,全     

能源富集区域产业同构测度研究——以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为例

基于正态分布的区间估计方法,设计新的产业同构测度指数,对环鄂尔多斯盆地陕甘宁晋蒙五省区能源产业同构进行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区域之间的统筹协调和分工协作,五省区能源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因此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使该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兼容,从而在符合能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基于行政区划下的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均衡。     

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综述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后,国内学术界对其提出背景、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理论渊源和时代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既有研究在理论渊源、概念厘定、现状研析和实践路径等方面依旧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因此,未来应重视和深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基础概念和现实困境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完善和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科学——成都地区社会科学界部分同志在本刊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刘茂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副教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需要,而且是繁荣社会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在如何对待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我认为,一是要充分认识只有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才能保证社会科学研究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方向,这是繁荣社会科学的前提;二是要充分认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同志,更要提倡认真读书,这样才有可能完整地、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不仅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三是要充分认识到,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