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颂》中的禹

《商颂》中有关禹的事迹见于《长发》和《殷武》两篇.《长发》叙述了禹的创世神话,而《殷武》篇有关禹的描述则与大小《雅》显现出的周人历史观中的禹相近,由此可以推断殷周之际的文化传承关系,对《商颂》诸篇作年的判断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模因视角下广告语言的变异现象

模因论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理论基础上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广告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文体,语言变异是丰富广告语言的有效手段之一。本文试从模因论的角度,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分析了这一现象,旨在能从新的角度来阐释广告语言变异的原因。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广告中各种语言变异现象是语言模因作用的结果。     

舟山海岛人群的个性倾向性考查研究

本文考查舟山海岛人群的个性倾向性，以及这些倾向性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方法：对２２０个长期生活居住在舟山海岛的居民进行了个性倾向性调查及相关因素测量。结果：多数舟山人满足于生活现状，３５岁以下的青年人对公费学习深造兴趣浓厚，４５岁上下的中年人对投资创业的热情不高，在就业方面有明显的求稳心理，对本地投资环境不看好，对发展舟山的认知倾向于依靠地方政府，引进优秀人才，对舟山优先发展的行业，大多数认为以旅游与渔业为主。     

关于法治与德治并举的理性思考

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法治与德治并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见其礼而知其政”:从周公制礼到秦行郡县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古文明绵延不绝。这一特殊性的历史发展路径,可以从"礼"与"政"的关系来探讨:独特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制,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时也为集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周公制礼和秦行郡县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基本国情:周公制礼的目的在于建构出一个礼乐文明,但也遗留了差等社会,经过战国变法,这一秩序的建构由以"人"为逻辑的礼制升级演进为以"事"为逻辑的法制,为秦统一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郡县制。礼反映了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成熟国家的社会关系,而法反映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集权国家的政治关系,二者相同的一面又体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延续性。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礼与政的关系不仅具有共时性的反映关系,也有历时性的因果关系,礼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制度和道路模式的选择影响深远。     

人才强国战略视角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微观企业作为我国人才力量集聚地,在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强大的优越性。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人才作为关键资源对企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高管团队作为一种新型人才核心群体,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业和海外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高管团队金融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财务柔性、内部控制质量和技术创新分别在高管团队职业、海外和金融背景异质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不同使两者的关系产生一定差距。此研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其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合理组建和优化高管团队人才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高校收入分配政策之实证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 ,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分配制度已被逐渐打破 ,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形成之中。本文结合浙江大学在分配制度改革中的实践 ,以实证的方法 ,通过求解各项收入的洛伦茨曲线及基尼系数 ,比较现行高校工资制度的缺陷及实行岗位聘任津贴后所建立起的公平竞争激励机制 ,并对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若干建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是有效提高国企治理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情况,以此检验其对国企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仅仅委派董事并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在超额委派董事的情况下（即控制权大于股权）才会与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正向关系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在于提升了国有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激发了国有企业创新活力。该研究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了新思路,对促进不同所有制之间资本交叉和相互融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代文臣与诸科取额

诸科取额调整是五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宋元之际的马端临认为其原因为乱世士人能文少而贴诵多。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言有司选士之法决定于士之进取之方和上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来奖进之意,以此检讨马氏之说,其说值得商榷:诸科额数调整虽然受士人科举趋向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君主的意志;五代主持国子监刻印经书和知贡举皆为文臣,后唐刻印经书及后晋调整诸科取额,此二事作为尊经崇儒的举措,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文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诸科取额受铨选的员阙制约,其调整表明选官中身份和权力的国家取向,推动武人政治的士人化。这表明五代文臣对诸科取额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