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郝经“用夏变夷”的思想和实践

儒家思想在由非汉族统治全国的元朝依然能顺利传延,虽然儒家思想的内在性质非常重要,但如果忽视人在其中的因素,则无法对该问题完全解释。选取该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郝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还原、历史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郝经＂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深入分析,发现汉儒在少数民族优势地位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及其反应,郝经的＂用夏变夷＂思想及实践对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高中数学课堂提问有效性的心得

高中数学教学的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数学品质,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种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二宫尊德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的农政家和思想家,他在成功地对600余处贫穷农村进行改革再建过程中,形成了其自成一体的“报德仕法”思想。和谐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追求,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思想。二宫尊德思想的核心是和谐的理念,是源于中国儒道禅传统思想的实践,本文试分析其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性与可借鉴性。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现状与路径选择

近代康藏人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人物选择上重精英、轻大众,重个体、轻群体;重政治领域,轻文化、经济、宗教等领域;重康藏"核心"区域、轻"外围"区域。文章认为,应当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加强"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展开对近代康藏人物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康藏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对外新闻编译中的叙事建构策略——以《环球时报》为例

对外新闻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其编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我国国际形象,乃至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对外新闻是国家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行为,其编译本质上是新闻再叙事行为。通过尝试在对外新闻编译研究中引入叙事理论视角,以环球时报中英文网的新闻语料为例,从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以及参与者重新定位等角度探讨对外新闻编译中叙事建构策略的具体运用,为提高我国对外新闻编译传播效果探索新的策略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