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与“优先性”——诺齐克与罗尔斯的自由之辩

"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才能被限制",这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一句名言。但是,自由如何被限制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被限制,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其一,自由只能被自然概率所限制,这本身不能叫做限制,因而,自由是独立的;其二,自由只能因社会合作体系的平等需要而被限制,但是,必须保证自由前提下的平等,因而,自由处于优先地位。这就是诺齐克(RobertNozick)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JohnRawls)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别,前者追求自由的独立性,后者追求自由的优先性。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自由与平等"的矛盾。     

社会观念变迁与公民教育——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公民教育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使得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代社会转型加速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孕育了新的公民理念,对公民素养提出了新要求,为公民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与挑战。有鉴于此,2010年11月27日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评介

由冯举、王文承主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书,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省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全面准确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认识,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一、本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论述。首先,作者从历史的高度,全面叙述和分析了文明发展的阶段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这里,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生产方式是划分社会文明历史类型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其次,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     

展望“九七”后的香港经济

随着1997年7月1日这个历史日子的来临,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是,香港将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对此,我抱乐观态度。我认为“九七”主权回归,香港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繁荣有以下几方面的有利条件,香港已经奠定了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回首往顾,令人惊叹。由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城发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转口贸易中心。仅有600万人的香港,长期保持着每年7％的增长率,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1000美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这是     

现代国家、公民教育与宗教

现代国家实施公民教育,努力避免某一宗教活动侵入学校教育的公共领域并获得优势;现代民主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在各宗教中保持中立的法律原则;在公共教育领域,国家保障公民人格教育的普遍一致.同时,现代国家承认各宗教的宗教教育及其教义具有正当性并给予合理支持;国家为宗教积极参与社会公众的事业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宗教也积极适应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     

论稼轩词的“剑拔弩张”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第一大词人。后世论宋词者,每以辛弃疾与北宋第一大词人苏轼并称“苏辛”。并称“苏辛”者,除两人在两宋词坛上的显赫地位外,还因为两人风格相近,都被称为豪放派。而对于辛词的豪放,清代著名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肯定其气魄雄大、意境深厚后云:“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不免剑拔弩张。”又云:“稼轩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山寺夜作》、《瑞鹤仙·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     

社会结构视阈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在社会结构视阈下,量化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的预警指标包括作为基础要素的人口结构,体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体现空间分布形式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体现生存活动方式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体现社会地位格局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可通过因子分析法精简变量,构建包括四级指标在内的可操作化社会预警指标体系,以对当前我国因社会结构张力与风险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做科学预报,充分发挥转型社会预警机制的监测、预报及防范作用。     

古代经济的衍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何兹全教授访谈录

宁欣:何先生,您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入手,在七十多年的学术历程中把自己的学术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真是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您对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和今后社会史研究的走向都有自己独到而执著的见解,能就这方面谈谈您的想法吗?     

以公共职能为目标,加快政府改革进程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如何转变、确定和行使国家职能更是受到我国政府、专家学者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当前经济建设型政府有两个严重的误区:一是政府长期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起主导作用,这是当前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困难的根本原因;二是不恰当地把本应由政府或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农村公共卫生,推向市场,推向社会.这些导致我国政府的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的普遍存在.我国政府改革首先要给政府职能明确定位.我国经济制度创新,无论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是打破行政垄断,无论是改革财政金融体制,还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都涉及政府本身的改革,应从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入手,才能消除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