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神”论?

神是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的核心概念。在《正蒙注》中,神的涵义贯通本体、作用、人性与境界四个层面,分别指气的清通之理或健顺之性,人之性、心之神,太和之气的神妙不测与圣人之境界,最后是与鬼相对应的神,指的是气之伸、气之来。但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而是与气构成一个统一体,故王夫之又通过神气一体、以神御气和相与为体三个维度来说明神与气的关系,表达了其存神合天的思想宗旨。     

张载认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以“德性所知”的涵义、“德性所知”与“诚明所知”和“天德良知”之间的关系、“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别三个问题为中心,对学术界有关张载认识论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结合明清学者的注释,对这些问题和争论做了反思,认为必须回到经典之中去,在对张载思想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基础上,方能对其认识论有一更为准确的理解。     

论吕柟思想中的关学特质

吕柟虽然在理学上以程朱为宗,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但他也继承了张载“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不仅如此,在吕柟思想中还体现出更多的张载关学的特质来,其具体表现为：“以明经为重”、“以守经为贵”的重视经学学习和“君子贵行不贵言”的躬行实践之风。把握吕柟思想中的这些关学特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代关学与张载思想之间的联系并更好地总结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自诚明”何以可能——张载思想中的“自诚明”与“自明诚”问题

“自诚明”与“自明诚”是张载工夫论中“成性”的两种方式,而以往研究多认为“自诚明”不可能或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即使是肯定“自诚明”的也多是从穷理与尽性、知与行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但这并没有完全涵盖张载“自诚明”的内容.实际上对张载来说,伯夷、柳下惠即是“自诚明”的代表,他们通过致力于自身所禀赋的清和之气亦即“致曲”而成为圣人.但由于张载比较重视气质与习染对成德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以“致曲”方式而成圣的局限性的理解,所以他更强调“自明诚”.     

从王船山对宋明理学的批评看船山学之精神

王船山对程朱、陆王之学的批评与修正,同时亦是其克服与超越宋明理学之处。船山对陆王心学杂于佛老、单证心性本体而忽略道德实践的学问倾向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并反对朱子分理气、心性为二,而强调理即是气之理,心与性为一,显示出船山治学的重点已从体证道德本体走向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从一己之成德走向儒家之人文化成,此亦即是船山学的精神所在。     

从吕柟思想看关学对河东之学的发展

薛瑄的河东之学传承至吕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是对形上问题的兴趣减弱,理气关系由"理气无先后"转变为"理气一体"。二是关注的重心转入到日常事为上,工夫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体证形上本体。三是强调经学,主张明经修行,认为经要以实用、义理为主。吕柟思想上的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河东之学在明代中期的发展变化,同时亦构成了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