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定位：基于外部环境与国家利益的分析

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变的国际体系，加之中国自身的实力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外交战略的定位十分困难。正确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无关紧要的利益，是中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前提。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应该坚持：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三。以亚太地区大国为基轴，进可由地区政治对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发挥有力影响，退可以稳定国内政治，形成国家政治、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良性互动。     

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表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本文尝试建立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共同利益、身份认同及二者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倡导建立国际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增续动力。通过共同利益的整合与创造,突破利益隔绝“藩篱”,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实现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分布再平衡;通过合作身份的凸显与相互确认,减少消极情绪和错误认知,推动“收益—责任”分配的日趋平衡。着力加强共同利益建构及其制度化和提高身份认同程度及规范的内化,降低国际合作脆弱性,提高合作效率,保证较高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     

冲突与战争的根源:三种主流国际战争观的分歧及其比较

国际和平是人类社会的理想,但国际和平不是自发实现的.人类一直在探求有关如何建立稳定的战争预防机制的问题.战争的本质与冲突的诱发机制恰恰构成了一个基础性的命题.本文阐述和比较了三种战争观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最能从本质上理解战争.因此,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本框架内,整合其他战争观有价值的成分,以更好地理解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实证主义的超越

实证主义作为哲学概念，历经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下半叶的两段发展，最终将其自身所形成的科学主义取向照进了国际关系理论之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对其展开批判的阵营中的一支，以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哲学革命作为理论立场与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视角，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内容，在具体理论中超越了实证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定下的框架。这一理论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立场与视角是高于和超越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既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对资本主义国际机制的单纯道德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理论身份识别的题中应有之义。     

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面对日益增长的内部与外部不安全风险，国家的安全行为影响着安全情势的发展走向与可能结果。国家安全逻辑是国家能力对国家安全行为生成的作用机制，国家建制能力在制度设计与执行环节凸显的纠偏能力与协调能力，以及作为国家支配能力核心的军事能力决定着国家安全行为的产生基础、具体成效与可预期的烈度。国家能力的强弱分野和受此影响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具体呈现构成了国家安全逻辑的不同类型，差异化的国家安全逻辑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面向未来，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强国家能力构筑共生型安全逻辑，实现共同安全。     

中国能源可持续安全：理念塑造、现状解析与路径构建

可持续安全倡导通过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四项原则的贯彻，实现以较低成本塑造安全的可持续状态，是破解“安全异化”现象的关键之道。能源可持续安全是在能源领域对可持续安全理念的再发展，通过国际合作的开展以及国内层面的部署，塑造长期稳定的能源安全状态。当前阶段，中国的能源可持续安全现状，价格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化石能源波动性影响与可再生能源成本优势并存；渠道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国际渠道高占比与国内渠道快速发展并存；运输可持续安全表现为国际通道风险长期存在与国内通道不稳定性并存；使用可持续安全呈现出由“低能效”向“高能效”的转变提升；环境可持续安全呈现出由“高排放”向“零排放”的转型过渡。中国应统合自身在国内能源消费市场规模、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推进自身优势同能源生产主体需求对接、共同助推可再生能源的时空维度突破、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能源治理为着手点，为能源可持续安全的塑造打好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