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 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     

论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诗中流溢着"忘年交"之间特有的亲切而又温润的气息。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敬重,相互慰勉,藉声声嘤鸣,寄款款深情。考察其唱和诗,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友谊的维系、对诗艺的探求,而且还可以观照那一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和士人命运的播迁。刘禹锡谪守和州的两年多时间,在他们一生的唱和历程中,既是肇始期,也是高峰期。诗人对隐逸与怀古题材的探索以及对音乐与梦幻世界的描绘,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士人网络与文献生成：陆游入幕新论二题

陆游入幕作为传统论题,备受学界关注,卓见发明甚多,迄今似已难以为继。本文从前贤时彦所罕及的两个方面出发,愿就此作新尝试。第一,陆游的蜀地幕府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熟习军务、拓殖人脉的契机,也对其后续仕进迁转有所助益。陆游早年通过仕宦、交游乃至政争等途径,建立起广阔繁复的士人关系网络,并藉此获得宣使王炎、安抚使张震、都大茶马兼权制司公事赵彦博、制使范成大等数任幕主之提携奥援,在入幕生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陆游居四川制幕期间,与幕主范成大并无诗作往来,二人的诗歌唱和发生于淳熙三年三月陆游出幕以后。部分学者关于“范陆幕府唱和说”的论证并不能成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关于范陆幕府唱酬的记载亦不可靠。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

张说是唐代著名散文家,其作品以“笔”类应用文为主。张说的文章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而富有变化,气势雄浑,一扫初唐骈文浮靡之风,在唐代散文革新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日本汉诗研究几乎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经由王朝时代、五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明治维新以后,尽管日本汉诗不可抑制地走向衰微,日本汉诗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如果说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播至东瀛的产物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彼此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至若展望今后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趋向,则应致力于全方位推进、深层次观照和多维度探讨。     

李杜诗论异同辨

作家的艺术见解往往与其创作个性相联系。正因为这样,李白、杜甫这两位各具风貌的艺术大师,在阐发他们的诗学观时,必然从不同的视点着眼、不同的角度入手,从而形成一定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也许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冲突。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职业的诗论家,但创作之余,他们都曾留下深具会心的“说诗晬语”。李白的诗论主要见于《古风》其一、其三十五、《江夏赠韦太守良宰》、《大猎赋序》、《泽畔吟序》等诗文;杜甫的诗论则主要见于《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偶题》、《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等诗文。其中,有对诗旨诗源的探求,有对诗艺诗法的切磋,有对诗人诗作的品评,而更多的则是创作甘苦的“夫子自道”。“吉光片羽,弥足珍重”。千百年来,李白、杜甫的诗论和他们的诗作一样,启迪和沾顾着后人。     

"敕撰三集"与日本诗坛风会

日本平安朝初期的诗坛风会较之近江、奈良朝的诗坛风会,既有相异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而这都充分反映在"敕撰三集"中.就相同的一面而言,将汉诗当作娱情遣兴的工具和崇文尚雅的游戏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至于相异的一面,则主要表现在摹拟六朝诗的倾向已为模仿唐诗的趋势所代替.这种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进步.     

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

(一)作为“无体不备”的一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最富创造性、最能代表其卓异风貌、因而也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却是他的民歌体乐府诗。中唐是诗体大变的时代,所有不愿随俗俯仰的诗人都努力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未经开发的领域,以期与盛唐诗人争胜。如果说韩愈、孟郊一派是以奇险怪僻别标一格,白居易、元稹一派是以通俗平易另具面目,而飘然于这两派之外的李贺是以“虚荒诞幻”独擅胜场的话,那么,刘禹锡则从学习民歌的赫赫劳绩昭示给人们一条通往风光旖旎处的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