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法性论辩与司法边界厘定

“放贷型高利贷”是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禁止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情节严重者契合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文义射程,司法对其入罪于法有据。否定者未作“个贷型高利贷”与“放贷型高利贷”区分,全盘否定民间高利贷入罪司法的合法性不能成立。“放贷型高利贷”的入罪标准（情节严重）可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同级事项的“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把握,升格标准（情节特别严重）可依“情节严重”起点数额的5倍确定。     

同罪异刑及其控制

我国刑事司法中客观存在的同罪异刑问题，是社会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对同罪异刑不能作笼统否定，同罪异刑的产生原因有两个方面（即法律原因和非法律原因），控制同罪异刑的对策应主要从消除法律弊端入手。论者立足消除法律弊端提出了控制同罪异刑的两种办法（即法律控制法和司法控制法）。较之过去对此问题的讨论，论文的视线有所扩展，注意力有所转移，于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参考意义。     

关于贪污罪“两个解释”中两个问题的理论思考

对于贪污犯罪案件,如何确定内外勾结案件的犯罪性质?如何确定共同贪污的刑事责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事关重大的问题。198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稿)》(以下简称《解答》)中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今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对这两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比较两个解释,不难发现差异。从理论上对这两个解释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深入探究,对于正确理解和执行《规定》,进一步完善关于贪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死刑思想研究评析——基于马克思《死刑》文本之主旨解读

对马克思《死刑》文本解读,有论者从马克思刑罚观、犯罪对策观等方面推断马克思持守彻底的废除死刑立场。然而,通过《死刑》研读表明:马克思始终将死刑公正、适宜与否的问题与死刑废除问题适度分离,而且《死刑》亦蕴含死刑公正、适宜与否有赖刑罚理论能否提供正当根据之法理;从马克思犯罪对策观推断马克思死刑观或是对《死刑》的误读,或是不合逻辑。易言之,马克思持守彻底的废除死刑立场之判断没有根据。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金融犯罪立法研究(二)

根据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理性刑罚观，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理念应当是“依罪设刑”。我国现行金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体系基本适应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但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个人金融犯罪的资格刑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罚金刑规定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处罚单一。针对问题，文章提出了“对金融犯罪个人完善资格刑”、对单位金融犯罪“完善罚金刑”和“增加解散单位的刑罚方法”的改进意见。     

论无讼法律传统产生的历史根源

试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解读无讼法律思想的渊源,探析无讼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根源,指出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应当树立正确的态度。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推论隐忧之克服

现行司法以推论方法认定集资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这存在难以“排除合理怀疑”之隐忧。推论标准重一般而轻特殊（指商事特性）、推论过程重指控而轻辩护是隐忧生成的基本原因,然而现有研究并未触及根本问题。克服现实隐忧的办法是更新推论的思维与技术：观念上贯彻商事思维,关照商事特性;技术上重视反证,坚持正推与反证有机结合,切实解决辩护意见“采纳难”顽症。而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存疑的案件,按照刑法的谦抑精神分别案情处理,而不是勉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论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

既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又要依法对国家法律变通实施 ,这是我国民族地区实施国家法律的基本特点。法律变通是法律实施中解决国家法律与民族特点冲突的有效方法 ,而且具有可靠的理论根据和客观根据支持。法律变通受原则和范围约束 ,其方式有变通立法与变通司法之分。法律变通权是法律赋予民族地区的特有权力 ,是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地区的法律变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问题与原因 ,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意见。     

我国民法典基本结构之新构——兼评民法典《草案》之基本结构

本文设计的我国民法典基本结构包括总则、人身权法、财产权法、民事责任法四编。其中 ,人身权法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权法两大篇 ,财产权法包括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继承权法四大篇。该体系既不同于国外任何民法典 ,也不同于国内目前设计的任何版本。     

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必要与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律中系统规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成为我国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度其实现的逻辑前提出发，尝试从法学理论层面和法学技术层面探索如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确定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构建公共利益实现的正当程序系统，架构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