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与游士社会--钱穆史学观初探

文章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价值目标、基本内涵、治学方法作了客观的描述,指出,钱穆的史学研究,反对以西方历史规律剪裁中国历史,主张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切入点,方能真切地认识本民族历史真相,进而从中找到救国强国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本国历史发展的个性特征,强调正是这种特征开启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的本质差异.文章还对钱穆史学观的当代价值和启示作出了评价.     

传统钱币的宗教神权特征——兼论“天圆地方”形制的大一统政治学意义

传统钱币的“天圆地方”形制一直有“经济说”和“政治说”两种说法。本文在赞同后者的基础上 ,依据近年来考古学和文化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追根溯源地梳理出这种货币形制的上古神权渊源及其大一统政治学内涵 ,指出这一宗教神权特征的发展演变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 ,认为这一延续了数千年的币制形态 ,其神权政治的象征意义大于商品交换的经济意义。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国民性理论的形象学反思--从明恩溥到鲁迅

从形象学角度分析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国民性理论中固有的矛盾性,描述自明恩溥至鲁迅的国民性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形象学内涵的演变,并以此对"国民性神话论"提出质疑.     

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回顾与反思——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指导思想经历了从重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密切关联的“有机论”向强调妇女在整个革命战争中的重要价值和功能的“功能论”的转化,使妇女解放运动在给中国妇女带来空前解放的同时,又忽略了女性自身的权益与民族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当代视域中,应当将其中蕴含的历史资源转化为“一体多元”的新型妇女运动价值观,激活我国当代多元女性主体群自身的权利意识,方能继续完成中共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未竞事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     

论蔡仪的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观

蔡仪美学中有关文艺的意识形态论述,可归纳为"一般意识形态属性"层面中的"真实性"与"功能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中的"党性"与"人民性"。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文学艺术是真实性与功能性的统一体;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建设的视野中,这种统一体现为党性与效益性、多样性与和谐性的高度一致。这是蔡仪有关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论述的当代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乐记》美育思想刍议

本文认为,《礼记·乐记》中强调的“乐教”,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美育”。把美育视为实施政治、伦理教化的必然手段,这是秦汉儒家美育思想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乐记》十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典型形象在美育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乐记》中有关美育的必要性、美育的性质和途径等方面的论述。     

"自主创新"实践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根本理论依据

作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哲学框架 ,“自主创新”实践观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 ,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同具体国情相结合 ,总结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的根本理论依据。这一基本哲学观念的提出 ,拓展并深化了理论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里的对立统一矛盾规律问题 ,以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等重大哲学问题的理论视野。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