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一个花园回家“度假”

依稀记得小时候满山杜鹃花开的美艳,时常怀念在乡间小路采摘油菜花的童趣.然而,疲惫的现代都市生活似乎离这些美丽的情景很远很远.     

陈老总忍斗饶漱石

毛泽东与陈毅的深厚情谊世人皆知。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一幕幕政治活剧。然而，四十年代陈毅在新四军主政期间与饶漱石的一段摩擦，毛泽东是如何调停、陈毅又是怎样面对，其内幕却鲜为人知陈毅从华中来延安参加“七大”时，正处在“鬼都不上门”的尴尬境地，动身一刻，只有一名参谋及一名炊事员送行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原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3月4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总结报告中最後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     

论形式资本

文章认为,当前的经济学应当根置于中国的现实,并且,还应当研究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作者借用西方社会生物学的成果,认为人的利他性可分为硬核利他性和软核利他性两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除了以生产力为标准之外,还可以并应当以人们的自利——利他性发展状况为参照标准。应当利用人们的软核利他性发展形式资本,一种排除剥削的资本。文章还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目标模式必须通过产权革命来实现,而发展形式资本则是理顺和明确产权关系的有效途径。     

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的宫人,竟宁元年(公元前三十三年)被遣出塞和亲。此后,以她的故事为题材的诗歌、乐曲、舞蹈、小说、戏曲相继问世。生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各自挥动时代赋予他们的彩笔,推陈出新,别出心裁地描画了这个令人同情的历史人物,遂使昭君的艺术形象千姿百态,包涵的社会内容愈来愈丰富,离她的历史原型也愈来愈远。今天,     

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述评

1984年5月30日至6月5日,在武汉东湖之滨,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值江城初夏,梧桐张伞,绿柳垂枝,湖光耀金,远山滴翠。与会代表没有沉醉于迷人的湖光山色,却热烈地探讨着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课题——《周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古文献、考古,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久享盛     

安东尼:《历史主义》

简短的评论是不能对这本全文只有125页的引人注意的著作作出公平评价的。本书是从已故罗马大学终身历史教授安东尼的意大利文著作译成法文的,译文是优秀的,原文本是一系列广播讲稿,在对从18世纪英国历史主义的先驱者到最后表现为意大利柯罗齐“绝对历史主义”的各种历史主义进行一次巧妙的考察和估价。在导论一章中,安东尼为历史主义下了定义,并提出历史主义的意义问题,特别是提出了迈因纳克     

簡论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是我们祖国一位偉大的詩人,已是众所熟知的事情;然而他同时是一位詩歌理論家,却沒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視和注意。白居易寫出那些热爱祖國、热爱人民的詩篇,固然是十分珍貴的,但他的诗歌理论也同样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庫中的鑽石,直至今天,依然放射出它燦爛夺目的光輝。白居易寫出那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詩篇,是和他有诗歌理論的指導分不开的。他的詩歌理論不僅指導了自己的創作,也指導了别人,在当时文壇發生極大的影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是坚持現实主义的路线的,是具有坚强的战斗性的。他大胆地肯定現实主义的詩人和詩作,勇敢地批判文学事業中的不良傾向,和脫离生活的形式主义進行斗爭。他的詩歌理论也就是从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来的。     

易学研究的纯化与泛化——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问题申论

中国少数民族易学体现了中国易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无论是从总体易学文化精神还是从易学表现形式上看,都具有易学文化的统一性,但却也因为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情形而有多样性,既有原始形态的易学文化形式,也有较为成熟形态的易学文化形式;既有精英和经典形式,也有日常的大众文化形式。然而,目前对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却出现了过度泛化的现象,因而有必要从易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进行厘清,让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研究在纯化与泛化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关于马、恩对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王充这句名言,震烁千古。 古史研究,从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马克思晚年不顾病痛的折磨,放下完成《资本论》的重要任务,却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原始社会,研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留下数十万字、质量很高的笔记。不久前新出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包括了《马·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亨利·萨姆纳·     

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

本文认为,启蒙运动的最大精神力量不在于抛弃了信仰,而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基于宗教之上的绝对不变的理性的信念。福柯继承了由尼采开创和海德格尔追寻的理性批判传统,关注并批判了启蒙运动的消极影响。作者通过对福柯与康德、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理性批判问题上的共识与歧见的分析,肯定了福柯理性批判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明确拒绝“启蒙运动的敲诈”,即你要么接受合理性,要么陷于非理性的泥潭,这种非此即被的二元思维方式,并进一步指出人类的认识、思想和现实活动都包含有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因素,它们各有其功能,其价值体现于二者的相互弥补。文章还评价了哈贝马斯—福柯争论的理论实质,认为福柯批判理性,并不是为了否定理性,而是要提醒人们关注理性膨胀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