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时代特色

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匡亚明教授的夙愿。其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新时代的目光,描述“自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五百年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结构以及二百余位传主对中国思想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揭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展现学术界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作者对“华夷之辩”、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人文主义精神等方面的新鲜见解。其最终目的是使之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

自 192 6年梁启超明确提出“学术思想史”的概念以来 ,70余年间 ,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从大处分有四家之言 :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 ,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 ,认定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 ;而从胡适开始 ,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则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 ,他们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 ,而徘徊于天人之际 ,以其论旨 ,可称为“哲学史”派 ;80年代之后 ,葛兆光提出在以往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关注的精英和经典之外 ,有一种近乎为平均值的社会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存在 ,而他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此可称为“一般态思想史”派 ;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 ,匡亚明提出 :中国传统思想是以“人学”为中心 ,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农各领域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认定思想史的研究以分布在各学科领域中那些促进 (或制约 )健全人格的形成 ,乃至推动 (或阻碍 )社会发展的学术因子作为自己的对象 ,因而可以名之曰“多科学的综合研究”派。而这一认识恰与国际上思想史学科发展的主流相契合。     

郑板桥自然主义艺术观与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

郑板桥实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的艺术哲学家.作为研究中国早期近代思想特征的一个特例,本文通过对他兰、竹、石画卷中所体现的各适有性、各全其天自然主义思想的分析,认定其提倡物物平等、物吾平等、人人平等的思想意义;同时又考察其思想源头,指出郑氏思想形似张载之<西铭>,而实为阳明后学之余绪,企图进一步拉开与伪道学的距离.然而,这一思潮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直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重民权、重理性的思想观念相比较,显示出重民生、重直觉感悟的特征,因而,承阳明后学之余绪而出现的戴震"新理学",虽然表现出"断神性而重人生"的近代思潮的性质,但同时也预示着,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论数量观念与学报编辑意向的相互制约

在现实的编辑生活中,天天碰到数,而且越是想争取一个新标准,数的观念在我脑子中越清楚:学校每年给我刊4万元,这4万元能印多少印张的学报?是把这些印张主要增加印本来扩大它的发行量,象天女散花那样,洒到各高等学府、各学术机关呢,还是主要用以增加每册的页数,增加发稿量,给校内更多的能够发出学术亮光的作者在繁星闪烁的星空中都亮一下实力呢?次之,设页数已定,是将这有限的篇幅主要用来发本校第一流的稿件显示今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本文在评介各家主张的基础上,阐发了结构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思想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之所以要强调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认识传统思想的发展,是由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与以《易》经为体而以其他经史为用、以儒家为本而以其他子学为末的学术结构共生、共荣,共衰、共被新的思想、新的学科所融解,而融解在新思想、新学科中的“传统思想”在离开了原来的结构后将成为当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结构派的这一主张,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华夏上古思想的主要源头与“三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义战中形成的华夏民族逐步产生了"与邻和"的思想;又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争得自然界给予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故形成了"天人和"的思想;而由于一踏进文明的门坎就是一个与神权合一的君权社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的观念随之而生,因而"君民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三和"思想是中国人民的重要思想传统,并对今日之现实,亦有重要的传承价值。     

梁启超的现代学术思想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之关系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新民说的提出,实为对世纪中国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之起点;作此结论,一方面是因为他以会通中西的治学方针,冲破中国旧学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而在西方新学的学科结构中开创中国人的新学术,同时更因为他将中国放入２０世纪民族矛盾的格局中,完整地提出了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性任务,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纵观任公一生的学术活动,他既主张学术自由,也主张学术必须为社会的现实运动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纠缠２０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死结”;而就其学术思想的内容来说,他在政治上信仰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领域则信仰融合了西方进化论和儒、墨、道、佛诸家的新自由主义,在此自由主义中人文主义因素又重于科学的因素。这种驳杂而富有生机的思想不仅导致了他本人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同时又受到２０世纪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批判。不过,历史却让这双推开了新世纪学术之门的手以其隐密的方式“骚扰”着批判者的心灵,而直至今日,向着２１世纪前进的政治家仍在咀嚼着他的思想果实。这或许是对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隐密、最为复杂的发展线索。而稳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梁启超精神成果的继承者。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专题研讨: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研究

主持人的话中国思想史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明清之际的“思想史”《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曾明确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生哲学为中心 ,且贯穿于文史哲经理工医农各学科领域而形成的思想体系。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 :就人生理想的形成而言 ,它来源于对自然、社会与个人关系 (即通常所说的天人关系 )之认识 ,此为造就健全人格之“体” ;而人生理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同时也是将其德才智贡献于社会的过程 ,因而 ,持一艺或数艺奋斗终生 ,此可视为体之用。而这种体用关系 ,正与以《易》为体、其他经史为用 ,以及以儒为本、其他子学为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