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论纲

社会问题是一个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的历史范畴,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伴随物和代价。尤其在社会剧变或转型时期,某种状态恶化和标准改变会形成社会问题,而社会结构状态变动则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社会问题的主要成因决定着社会问题的特定方面,故有社会制度失当性问题、社会关系失调性问题、行为失范性问题之分。研究社会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步。解决社会问题是最巨大的社会工程,对策方案应以同时改善整体性和局部性社会结构环境为目标,故需兼顾直接与间接、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并层次性地区分出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     

改革和开放中的两件大事

近代以来,中国几度开放,其中十九世纪末以“中体西用”为内容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一边倒”为特征的开放,既是当时中国的需要,就必然带来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是,那不是一种正常的开放,其结果,就前者而言,所引进的资本主义酵母,并未能使中国古老社会勃发多少生机,反而被外国坚船利炮所折压;就后者来说,成果自然要大得无可     

浅谈西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重建社会学学科以来,人们遇到了一些暂时不易很好解决的问题。如何认识和介绍外国社会思想史,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叫做社会思想。对此,解放前传入我国的几种社会思想史专著的作者们的观点,是不甚明确的。例如,爱尔伍德认为,社会思想不同于社会学学说,而是社会哲学,是“人对于人生关系与人类的起源与运命的思想的故事”,不是社会学的故事。波格达斯则说:“严格言之,社会思想即是人群思想的产物”,“即是等于各个人论及社会问题的思想。”但从所著的体     

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趋合论

民政工作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工作兴起并完善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二者在本质属性、基本理论、工作方法、实施范围和服务对象上都有区别。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呼唤着全新的民政工作。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表象之一,并非注定终身姓“资”。作者认为这几年“民政工作社会化”的实践证明,改革和重组民政工作的逻辑选择应是“民政工作社会工作化”,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性质、专业理论、专业方法、专业教育和专业意识,来充实、加强、提高和善化自身,以期建立新体制,找到新机制,增添新活力,形成中国式的社会工作。     

文化研究和社会学

人们常说,人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不同文化环境陶冶出不同类型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此,就是同一个文化背景中不同社区的人,也是多少有些区别的。当人们这样说时,其实就已经有意无意地把文化与社会这两个东西当作性近义通的事物等量齐观了。这就使我们可以暂时避开概念,把议题转到文化与社会,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的关系上去,籍以说明两者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主题。     

社区服务刍议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为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实践证明,发展社区服务是民政工作改革走向深入的必然一节。为着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服务体系,有必要对社区服务的几个基本理论和实务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高度:谈谈卢梭社会契约论

卢梭,这位法国大思想家,曾得到过多少人的肯定和赞扬,也受到过多少人的责难和仇视。就后一类人来说,从法国的孔斯旦和狄骥,到英国的沃恩和塔尔曼,队伍相当庞大,言词极为相似。他们把卢梭及其学说,特别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及其所包含的公意(总意志)说等等,视作洪水猛兽,必欲彻底围剿。人们必已注意到,在我国享有普遍声望的西方哲学泰斗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近年又已再版,其中对卢梭及其学说就持这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此种观点,因为包括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几个重要理论,恰恰是卢梭对人类所作的主要贡献。这里,我们试图用比较的方法,从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这个角度,就此问题讲些看法。     

一种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模式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前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毕生对师长的哲学观和社会观虔诚不二;后者从师柏拉图20年,是这位老师的“高足”,但又非处处唯老师马首是瞻,以致老师抱怨地说:“亚里士多德象小马驹生下来对它母亲那样踢我”。结果,在如何改造当时已开始动摇的希腊奴隶制社会这个问题上,这师生二人提出的方案竟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么,这种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它本身又说明什么?这就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柏、亚两人都认为,要医治当时社会弊端,决非一计半策而所奏效,而必须从总体上进行全面的改革,所以当他们勾划济世方案之时,就各自编制了一幅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模式,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一、理想社会应由那些阶级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