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美学中的审美感觉论

先秦时代的美学注重审美感觉在审美心理中的作用,它强调感觉的和谐,要求通过物我相合,使审美主体与客体达到内在的平衡,进而使人的感官之美符合道德伦理的善,反对感官至上对道德理性的冲击。这些观点奠定了中国美学以和为美的特征。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智慧

中国古代文论与学术智慧有着内在的联系,无论是在谈创作论还是在谈谈鉴赏论方面,都强调认识与体会的统一,可知与不可知的统一,而不同于现代文艺学的认识论的逻辑性。认识这种人文智慧,有助于人们建构当今中国的文艺学。     

神会与妙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鉴赏心理学范畴

“神会”是指鉴赏心理中的直观体验,它是基于老庄直觉论之上的审美把握方式;“妙悟”说则是唐宋以后在禅宗影响下形成的审美方式;古代文论的鉴赏理论从神会走向妙悟,是随着唐代中叶特别是宋代以的,士大夫的审美心理走向淡泊宁静而形成的,它们鲜明地标志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鉴赏心理与西方文论迥异的直观浑朴之特性。     

《世说新语》之“我”与魏晋社会风景

《世说新语》的称谓中蕴藏着丰富的内容,从“我”这一称谓在不同语境下的运用,可以考量当时的社会风景,审视时代趣尚。魏晋是世族名流占据历史舞台,与皇权平分秋色的特殊年代,《世说新语》中“我”的称谓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彰显出当时世族生活的情景,以及世族与文士任诞开放、崇尚自我的伦理意识,影响到当时的文学观念。     

六朝文体论的人文蕴涵

六朝文体论是中国古代文体论的结晶。它既有对于文体问题的精辟创见 ,更有着深挚的人文蕴涵。两汉时期的文体论多为儒家的政教意识所掩盖 ,难以获得自身的价值。魏晋以来 ,随着人文意识的兴起 ,文体论伴随着人的觉醒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论人文蕴涵与形式要素融为一体的特点     

论“兴”的组合界面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范畴。“兴”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多元的界面 ,其中“兴趣”重在主体论的界定 ;“兴会”重在创作论的阐说 ,而“兴象”则属于文本论层面。这诸种界面的延伸 ,说明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以一总万 ,互相兼容的特点     

王弼的阐释智慧与六朝文论

中国古代文化很大一部分融合在经典之中,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变革,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王弼的玄学并不是通过自创得以建立的,而是通过对于经典的阐释得以建成。在这种阐释过程中,化入了他卓著的思想智慧。王弼善于寻找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点加以调和,同时,也大胆地进行重解。通过其思想与智慧的运用,融合了儒道两家思想,重新确立了新的人格范式与情性伦理,从而使六朝文论有了新的形而上之精神蕴涵。通过阐释智慧的角度去认识王弼哲学与六朝文论的生成,是大有意义的。     

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龙门石窟是中国三大佛教艺术宝库之一,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集中之地,也是皇室意志以及人们对生活追求的缩影。龙门佛教艺术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密切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气质清秀、风格迥异,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背景和南北人员交流等,对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龙门石窟造像所体现出的审美文化中可以洞察南北绘画美学精神的传导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