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征羲和事实考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

试论春秋时期史官制度的变迁许兆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五霸迭兴,但无论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没有对各项制度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官制度,基本上延续着西周旧制。就建置看,西周时期的史官称号如太史、内史、左史、外史等,都在春秋时期被王室或诸侯国...     

周代史官哲学思想初论

周代史官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第一个贡献,是将"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对世界之具体状态的规则抽象,在周代史官那里具有终极追问的意义.由此而形成的"和而不同"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几千年来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周代史官认为,"天道"与"神道"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本质差别的概念."天道"是世界的主宰,"神道"也须服从"天道"的安排."人道"作为"天道"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受"天道"的支配,又能发挥主观作用,影响"天道"的运行.这种"天人相参"的观念,对于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教化传统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先秦时期,史学活动是政府实行监察、立法及教化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秦汉以后,史学活动之监察立法的政治功能衰落,但其社会教化功能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传统史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对于确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伦常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

周代史官的职事纷繁复杂,多达三十余种,依其性质可以区分为六大类,由此形成了周代史官的天、礼、文、史、馆、武等六种职官功能。这六种职官功能又以天官职能为核心,以礼职、文职、史职、馆职为展开,以武职及其它性质难以划一的杂职为补充,分别构成了周代史官功能结构的三个层次,并组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职能整体,从而使周代史官群体在职官充分发展、职能多向度展开之后,仍能以统一的名称及形式存在于周代政府机构之中。     

《洪范》《吕刑》文献来源问题新论——兼论早期口述“声媒”文献

现传今文《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吕刑》两篇,都有远早于西周初年的久远渊源。《洪范》是殷商遗民箕子据其所记诵口述给武王的一篇文献,故春秋时期,人们既可称其为“周书”,也可称其为“商书”。《洪范》的早期流传,采用的是口耳传授方式,其原始文本具有突出的诗歌韵文特征,因此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可称其为“诗”。其文字写本的最初出现,应在西周初年箕子口述给武王之后。《吕刑》的作者不会是周穆王,其主体部分“王曰”之王,应指某位古老帝王。从所述史事看,《吕刑》的最初产生时代甚至要早于殷商,与夏代的“禹刑”有密切的关系。与《洪范》一样,《吕刑》也有突出的诗体韵文痕迹。在文字写本出现之前,这两篇文献应都经历过很长时期的口述流传过程,一直以“声音”为媒介存世,由早期的乐官群体保存并传授。口述“声媒”文献易于记诵的文体特征,对于判断先秦文献的时代早晚及其史料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太史伯阳学术思想试探

太史伯阳是中国前诸子时代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强调德治,发展了西周初年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对于国家政治兴衰过程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上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析历代王朝治乱兴衰原因的第一人。在哲学思想方面,太史伯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对于阴、阳两极的基本属性及相互关系做了论述,并且利用阴阳学说解释了世界;二是提出了世界的基本特征是"和",并对"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他的政治思想中有相当浓厚的"天命"色彩,他的哲学思想也显露出天人相应的倾向,这些都是时代赋予一个思想家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