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经济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晚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凸显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旧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以及如何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二重性等时代难题。顾炎武纵观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之大势,深刻分析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矛盾的对策。他的经济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谈"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文章针对经济法课程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探讨应从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误区。     

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

王夫之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具有系统理论的历史进化论者.其历史哲学"依人建极",突破以上古三代为"黄金时代"的传统观念和宋儒的历史退化论,深刻阐明了人类从"植立之兽"到"文之已备"、从"既愚且暴"的上古三代到"文教之薮"的汉唐宋明之发展演变的历史进化过程,深入探讨了文明的多源发生及其兴盛与衰落、文明与野蛮的相互转化、进化与兴亡治乱,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道器关系问题,提出并阐发了"时异而道不同"、"道因时而万殊"等一系列深刻命题.其论证方法,将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相结合,以田野调查的实际考察与文献资料的依据相印证,颇接近于今日之科学的史学方法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农民负担分析——兼议免除农业税的经济效果

废除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统计和研究发现,这一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公共品供给受到严重影响。通过构建模型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的关系及其机理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和农民负担沉重并存格局是国家经济政策偏斜和供给模式过于单一所致。因此,加大实施支农哺农政策、转换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将是支持农村发展并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必然选择。     

“李约瑟之谜”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兼与姚洋就《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商榷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史 ,从制度层面对李约瑟之谜进行考察和分析 ,认为造成中国 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 :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 ,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产业技术队伍的稳定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 ,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下 ,吸取历史教训 ,破除不合时宜的旧制度 ,建立相宜的制度吸引和激励各种人才投身各个行业领域 ,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中学思想品德课应凸现心理健康教育

新思想品德课程首次以人为本,有机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国情等内容,使这四项教育既呈现独立的教育内容要求,又相互渗透。而且这次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把道德素质、法律意识和爱国情感,统统落实到心理层面,使之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品质。可见,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品德课教学的应有之义。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但从总体上说心理健康教育仅作为一种时髦的口号而没有扎实地开展的今天,思想品德课凸现心理健康教育,支撑起心理健康教育的大厦,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了。一、教师首先要重塑自身的角色,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这…     

契真融美见精神──《吹沙二集》读后,关于美与真之关系问题的思考

哲理、史慧、诗心,具有内在精神相互贯通的特征,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在中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性命之原”,乃至“原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的精神追求,贯通于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诸领域。在西方,柏拉图以“爱”贯通于对不同层次学问的追求,且以爱情的最高境界为哲学的最高境界;歌德则题其自传曰《诗与真》,暗示爱与美的诗情与哲学之慧境的关系而现代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更大讲：“辩证法是爱情的逻辑”。人文学科内在精神相贯通的特点,使得学者们往往具有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文学家之泛称）等多重身份…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

近年来,文化深层结构论、文化相对论和哲学释义学方法引进了文化史研究,国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对国内的“文化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对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对“五四”的反思亦成为文化史的热门话题,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但问题亦随之而来:一、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是不是“最传统的反传统者”?他们以近代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反省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片面和浅薄的表现?二,从释义学方法能否得出近代启蒙者根本不可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论?三,应以何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探寻?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史的认识和论的评价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明清之际伦理学三问题的儒耶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伦理学的影响

晚明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伦理学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爱上帝之心爱人、要爱你的仇敌等观念带到中国,促进了有新思想的中国哲人对尊卑贵贱等级名分是否合理、等差之爱局限性何在、为什么对恶人也要宽容甚至还要爱仇敌等问题的思考,并就这三个问题与传教士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对话使中西伦理学的异同得以呈现,显示出两者在相通之处的微妙区别,在表面上的相异之处又有某种深层次的相通,从而促进了相互理解。中国哲人以多元开放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借鉴西学,汲取墨学,改造儒学,综合创新,从而推进了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