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胶执门户"还是"批判发明"?——论《四书通》的批判精神兼驳《四库提要》之诬评

胡云峰是元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四书学者,本文就其生年与<四书通>之刊刻提出新补充,指出胡氏应生于1253年而非1250年,<四书通>原名<四书通旨>,今本<四书通>含张存中加工部分而非胡氏原本.<四库提要>居于反朱学立场,持汉学门户之见,批评<四书通>为"胶执门户之见"等,实属诬枉.<四书通>在推崇<集注>之时,体现出远迈同类的批判意识,对<集注>作了大I批评修正,文本方面有:版本辨正、注音字训、句读名物、史实文献等.义理方面有:改变章句划分、点出矛盾之处、揭露各种误说、采用反对之说、发明未尽之旨等.<四库>集矢于<四书通>的原因在于视其为朱学之靶.该案例启示我们,需谨慎对待具鲜明门户色彩的<四库>之评.     

朱熹《中庸章句》首章"三位一体"的诠释特色

朱子对<中庸>首章作出了创造性诠释,深刻论述了该章居于全书之"体要"的地位,指出该章依次论述了"道之本原"、"存养省察"、"圣神功化"三个儒学核心话题,揭示了<中庸>乃是集儒家本体、功夫、境界三位于一体的成德系统,此一成德系统,通天人,合内外,安人我,即内在而超越,最精微地浓缩了儒学的根本要义.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论朱子“学而”章解之诠释及其意义

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作出了综合诸说而别开生面之解,具有奠基其四书学的意义。朱子之解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而发。从工夫实践着眼,朱子提出以"效"释"学"说,主张"学字本是无定"之开放观念,"明善复初"乃为学之目的,以此绾合四书;视"时习"为孔门"第一件",阐释了其内在的工夫意涵;凸显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讲习切磋之乐,乃"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此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全章乃一层次分明、逐层递进之连续体,"学而时习"居工夫要领地位,由此进于自得之悦、教化之乐、不愠之德,经此教、学双向一体之历程,最终成就君子人格。朱子之解广大精微,突显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特质,今人应深刻领会其智慧,以为开新之资鉴。     

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