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建国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指导方针,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我们经济建设新情况、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我们今后长时期的经济工作纲领。     

略论完善乡镇企业责任制

<正> 一、完善乡镇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必要性近几年来,乡镇企业普遍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基本上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把企业和职工的责、权、利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是,前段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受农业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在推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对工业生产经营所固有的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之研究

研究跨国公司(TNCs)与东道国政府关系主要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新帝国主义(neo-imperialism)和新重商主义(neo-metrcantilism)三种传统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分别被用来解释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作为东道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依据。90年代后全球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表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由于传统范式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因此必须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基于合作和互惠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新范式基于社会性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多于对抗。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欠发达地区就业政策精细化——基于劳动力类型的分析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增收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划分为技能型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弱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等几种类型，而不同的劳动力类型与市场型、混合型与福利型就业政策相适配。欠发达地区就业政策的精细化不仅表现在不同劳动力类型与差异化就业政策之间的精准匹配，而且还构建出了立体化的就业政策体系，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在该体系内梯度上移与向外融入到双循环的大市场之中，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相统一，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