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视角下有关财政职能的思考

财政本质上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富收支系统。该系统内含目标、执行机构、鉴别机构、决策与调节机构等四大基本元素。四大元素的功能耦合关系决定财政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机制。财政职能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财政职能的特殊性是财政职能一般性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具体表现。效率、公平、稳定是财政工作的目标，而非财政的职能。财政的职能只能从财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与运用能力相匹配的所应承担职责的角度去界定。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重提“雷锋”

记得，小时候，我的书包是单肩斜背的军绿色布包。临上学的前一晚，母亲用红棉线在上面绣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刚开始，我嫌难看，不愿背，母亲却说：怎么会难看呢？雷锋都是背这样的书包啊!我一听，半信半疑，就勉为其难的背去了学校。到了学校，老师以及高年级的学姐、学哥们都嚷嚷：“吆!雷锋来了!”我一听，便高兴得不得了。后来，那个书包一直被我背到磨出了洞。     

哲学基本问题新论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只是肯定物质对意识的本原性和意识的能动性，从未把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包括“物质决定意识”的内容，第二方面仅指世界的可知性，并把第一方面拔高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其总的倾向是否定意识的能动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分析

生态管理理论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文章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要素主要包括五类,并详细分析了各类主体作用于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企业主要通过经营理念和方式,学术机构主要通过创新和人才培养,ENGOs主要通过监督和倡导生态,社会公众主要通过自觉和参与意识。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了基于生态管理理论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模型,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机制包括协同机制、竞争机制、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     

对官僚主义沉疴顽疾须标本兼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新形势下,脱离群众等“四大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总书记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的见面会上也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朱德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朱德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凭藉的是他的卓越的军事贡献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红军之父”到“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从“人民的救星”到“党的领袖” ,既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也蕴含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极大光荣 ,反映了他追求进步 ,服从真理 ,实事求是 ,不断创新的卓越品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时期是党的七大。朱德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起了一个稳定的中和的作用 ;从194 5年到 195 6年 ,朱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职务、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