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

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是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实现流通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从重视产值向重视价值实现;整体提高流通产业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连锁经济规模效应;重视提高潜在市场的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企业的信誉度;走中国化的连锁商业道路;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商品流通体系等。     

金融工具、信用能力分化与社会不平等

本文试图沿着齐美尔开创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的研究路经,通过剖析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来看随着金融工具的一般发展引起的信用能力的分化、人际交换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不平等体系的改变。文章从社会交换的分解出发,引入了“承诺标识物”这个概念,并用“群体承诺标识物”来把握金融工具的社会属性,通过思考承诺标识物向群体承诺标识物的过渡,以及货币的非金属化如何影响人们作出有效承诺标识物的能力（也就是信用能力）,得出了一种社会信用分化、社会不平等自我维持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作者认为当货币作为一种基本的群体承诺标识物出现之后,社会成员在既有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他的符号化能力和关于符号化及其运作的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群体承诺标识物会被社会上层创造出来并通过与货币相沟通,实现对社会不平等性的再塑造。文章从借贷的角度分析了转型过程中信用能力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     

网络空间视域中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应遵循意识形态话语内部结构发展基本规律,话语表达与网络法律联动、话语符号与网络思潮协同、话语建构与网络媒体互动的深度融合是其生成的逻辑前提。高校要坚持遵循“主导”“预测”“整合”原则,全方位探析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过程,从国家、社会、高校三个层面出发,探索政治引领与宣传导向齐发力、软宣传与硬约束成合力、线上与线下共治理的建构路径,为网络空间视域下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提供逻辑遵循。     

转变商业网点规划职能 完善城市商业整体结构

本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城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的意义、新时期商业网点规划职能以及发展规划的目标 和基本内容做了详细的阐述。     

A股上市公司经理人现金薪酬与业绩真的挂钩吗？——基于CEO个体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

关于A股上市公司经理人现金薪酬与公司对外报告的会计业绩是否挂钩,已有的主流文献给出了“是”的答案。基于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CEO个体时间序列数据逐个进行回归,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CEO现金薪酬总体上并没有与其所在公司业绩挂钩,即不存在显著正向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这与主流文献基于传统面板数据下所得到的显著为正、幅值较小的研究结论截然不同。经测算,3317位A股公司CEO中只有33位具有显著为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但由于这些CEO整体现金薪酬水平偏低,实际上,随着公司业绩的变动,他们的现金薪酬变动并不大,不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因此,A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监管机构需要反思和重构包括现金薪酬与股权激励在内的经理人薪酬激励机制,学术界也应重新评估已有相关文献的结论。     

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日关系目前正处于关键的历史节点，海洋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海洋领域既有矛盾分歧，也有合作空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已经明确提出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海洋关系无疑是题中之义。2023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研究论坛”，邀请中日专家围绕“中日海洋关系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主题，从历史發展、现实情况以及未来前景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寻找共识、形成合力，为两国关系的稳定發展提供具有启發性的思路与方案。本刊精选部分發言，以飨读者。     

论知识经济的特征与影响

知识经济是社会信息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一种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对经历了200多年发展的工业经济的超越与创新，比之“信息经济”等过渡性提法更具稳态性和兼容性，更便于人们对其最新的发展加以描述、概括和深入研究。一、知识经济的特征1、手段高科技化。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科技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又…     

企业的捐赠水平与捐赠能力相关吗?——来自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视角的证据

本文采用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来度量企业捐赠能力，并基于A股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捐赠能力、捐赠动机与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非国有企业的捐赠能力与捐赠水平负相关，且在其寻求政企关系和利益交换的动机更强时更显著；(2)在捐赠能力强劲的国有企业中，捐赠水平与捐赠能力正相关，且在其受到更严格的内外部监督时更显著；(3)非国企在缺乏捐赠能力下的捐赠行为具有资源交换效应，而国企的捐赠行为则没有类似效应。本文的发现意味着，非国有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多受策略性利己动机而非捐赠能力的影响，而国有企业的捐赠行为则更加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