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族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苏联的民族问题?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学术方面的原因。苏联可能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多民族的国家,同时在他们国家里,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又比较接近。根据苏联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俄罗斯人只占一半。所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民族问题实验室;第二个,我把它叫做战略性的兴趣。这方面我们主要研究苏联领导集团是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他们的国家今后是强、     

中国历史上的犹太人

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最初联系始于公元二世纪。第二圣殿被毁后的一、二百年间,第一批犹太人到了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来自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或波斯湾,是一些商人。九世纪,在查理大帝法兰克基督王朝和中国唐朝之间的贸易中,犹     

当代法国民族行动主义分子的社会阶级

法国民族行动主义又在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合作而和解的保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到1945年就已经消失。从解放到1960年,本地民族的政治骚动很少出现。但是,1968年5月近期革命以后,六十多个民族行动主义集团又相继成立。1974年春季,法国历史上最初以实现民族集团联邦的欧洲为目标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总共只得到五万八千张选票,也是有意义的。“民族”(Ethnic)是指在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联系中具有社会意义的文化特征的集团。     

美育的若干理论问题

对于劳动者的美育问题的真正研究,开始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当时,正是国家面临着困难时期,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已从观察到的众多新的现象中,开始思索这个社会要求的实质性问题。这一问题,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首先在列宁与克拉拉·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被正式提出来了。当讲到新时期文艺的任务时,列宁强调指出;艺术“应当唤醒他们(指群众——作者)中的艺术家,使之发展成熟”。因此,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开始,苏联党和政府便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提高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     

智利塔拉帕卡高原的艾马拉人

艾马拉人的伊斯卢加和卡里基马聚居地位于离伊基克287公里的塔拉帕卡高原。这里属高寒草原气候,雨量稀少,昼夜温差大,空气干燥,阳光辐射强。一年可分为暖季(有雨,12～3月)和干冷季。5～8月间气温可低达零下20℃。恶劣的气候,加上海拔高度(3000～4500米),所有这些     

意大利民族学研究现况

如果人们没有忘记我所描述的战前景象,那么对战后许多个人研究成果仍系来自非专业人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里举几个明显的例子。通过对安达曼人住房中拉圾堆的发现和初步探索,从而为阐明这些岛民的过去奠定了基础的,是体质人类学家L·西普里安尼的工作成果;许多关于非洲社会知识的有价值的文稿,出自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如B·贝尔纳迪的早期活动,还有S·桑坦德莱阿和A·达罗斯;关于上奥里诺科文化的一部独一无二的动人记录,即描写一个“成为士著”并且二十年来完全做为遥远异乡的亚诺阿玛部落一名     

当代资产阶级利润理论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一些经济学家企图重新证明资本主义利润范畴的有效性,并企图利用它来强化垄断资本的统治。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形成了理论方法上两个主要派别——新古典派和制度学派。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夜的利润学说,实际上是由新古典这一学派所代表的。新古典作家的利润理论,乃是当代资产阶级的一切利润理论的出发点,它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化说法。同时,在同新古典利润理论的斗争中又形成了凯恩斯的和制度学派的利润概念。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作家斯密和李嘉图建立了自己的利润理论,接近于理解利润是剩余价值的普遍形式。古典学派在利润学说方面的成就在于,他们把对利润范畴的研究同资本积累、社会财富增长的要素,即同经济动态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古典作家们论证了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只     

《贤者喜宴》(■)译注(二)

前言 上承译注(一)。本译文主要记载都松钦巴去世后,其弟子洛拉雅巴、藏巴佳日、灵热、热钦巴、崩查巴及噶玛巴什(却吉喇嘛)的事迹。这些弟子主要是继承噶玛噶举派的法统,其共同特点是,他们大都以本人的修行为主,对于佛教上的造诣除噶玛巴什外,有重大创建者不多。对粗浦寺及噶玛寺的维修或扩建不够重视,以至在1247年噶玛     

出类拔萃的美国亚洲裔学生

美国有2.3亿人口,亚洲裔美国人仅占2.1%。但是在美国许多第一流大学的入学新生中,亚洲裔学生却大大超过了这个比率。198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入学新生中,亚洲裔学生占了11%;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新生中,亚洲裔学生的比例达到了18%。而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在校生中,亚洲裔学生多达四分之一。另外,在去年春天     

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

俄国著名东方学家A·M·波兹德涅耶夫就《赴见准噶尔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的炮兵大尉伊凡·翁科夫斯基及其1722—1724年沿途日志》一书的出版,给该书编者H·维谢洛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后作为该书的附录)。他在信中论及了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八世纪初准噶尔部僧格、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的一些问题,虽时隔百年,仍不无借鉴之处.因篇幅过长,兹摘译有关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部分,供研究者参考。原书系美国哈佛大学费礼初教授(已故)1982年(?)赠我翁独健教授的1887年圣彼得堡版之复印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