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郁建兴马克思主义既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价值学说。公平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经典作家们作了大量论述，...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时代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 ,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 ,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 ,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 ,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 ,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 ,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 ,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 ,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 ,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 ,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 ,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 ,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黑格尔对自然权利的批判

宣称人拥有自然权利是17、18世纪西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质性精神，黑格尔于19世纪初对此作出了全面深刻的批判．黑格尔既指出霍布斯、洛克式的、由经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自然权利概念没有论证普遍性和必然性，又指出康德、费希特的形式的或先验的自然权利概念是抽象的、空洞的。     

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推进城市化离不开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而地方政府治理变迁也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城市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而且地方政府治理变迁本身属于城市化过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得以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本质职能,而且还可实现治理体制机制的超越与创新。相应地,地方政府必须从产业、空间与人口等城市化各要素协调发展出发,推进职能转型,并在重构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治理体制机制,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化并促进城市化发展。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和"分权化威权主义"这两种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财政收益最大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分权的财政体制是发展型政府形成的充要条件。在分权背景下,横向问责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力,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具有显著的局限性,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中央政府较少具备塑造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渗透性权力。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使得财政收益最大化逐渐成为支配地方政府行为的主导逻辑,并最终导致了政府选择性履行职能的局面。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构建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发展的功能要求和逻辑结果,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政策时代的标志.改革开放后,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我国出台经济政策较多而少有社会政策.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这一体系的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普遍性、制度统一和系统性原则,加快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的首要目标或主要困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结构性危机与国家建构

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进程引人注目.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转型国家削弱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忽视相应的支持性制度建构.与此同时,不具备条件的草率民主化造成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党派冲突、政局动荡,并导致了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连贯性.作为结果,许多转型国家既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又没有实现民主的巩固与发展,陷入了结构性危机.转型国家要实现增长与民主目标,首先需要开展国家建构,提高国家能力.走出民主化与市场化相颉颃的怪圈并不是废止民主化,而是深入推进以广泛的公众参与为目标的民主化.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制度化:内涵、类型学、生成机制与评价

制度化概念充满歧义,不同学者与学派的理解视角、层次、"时态"、"语态"和侧重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制度化仍然具备一些普适性的意涵,它体现的是从规则到行为等一系列社会范畴、现象实现规范化、常态化、通约化的过程,具有约束性、持续性和扩散性等内容指向。根据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在"秩序基础"以及"系列指标"维度上的区别,可将制度化划分为规制型制度化、契约型制度化和建构型制度化等三种类型。好的制度化是规训功能的提供者,是持续性和扩散性的保障者,是稳定性的生产者,而不当的制度化会异化为"仪式化",或者导致"脱耦"现象,使制度化提供的稳定性成为一种间断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