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生物学的启示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在解答“人的本性,以及利他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新的进展,当代生物学的丰富思想资源使这一探索柳暗花明。他们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对“利他”提出了三种解释：亲缘选择,互惠行为,群体选择。亲缘利他是原初的利他形态,是稳定的进化策略。亲缘利他行为的效果诱发了非亲缘关系中的互惠行为。道德是以这两种利他形态为基础的,道德是亲缘利他中的同情心和互惠行为中的理性的扩展。道德的建立还依赖人类身体上的两大特征。其一是智力,它使人类有了认识自己长远利益的可能;其二是“幼体持续”,它为社会化过程提供了优越的、独一无二的生物学条件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作为社会交换行为中的两种标准,在社会运行机制中一直被认为是对立的;然而,实际上,很多类型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带有一定的相对性。日本社会现代化的经验,提供了二者共存共荣的例证;美国政府文官系统与内阁的不同原则的运用,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将建立什么样的信任系统?在两者共存的同时似应需要比传统社会更多一些普遍主义。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上）

一、生命之轻的首当其冲者 为摆脱饥寒而苦苦挣扎，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温饱问题一朝解决，百无聊赖，堪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个社会中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遭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人类历史上，乃至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一个社会中的一小撮人率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则在人类文明的发端时期已经出现，那便是历史上的贵族们。他们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首当其冲者。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天正全面遭遇这一问题的当代人借鉴和反省。     

无用之学有大用

是有用的东西对人类的用处大,还是无用的东西对人类用处大呢？你会说：老师,你这话有语病,无用的东西还怎么有用？问题就在这儿呢,眼下无用的东西日后可能有大用;眼下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充其量是个小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他说,你老说有用没用,你脚下踩的一块地方是对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把你脚下没踩的地方都去掉,怎么样？那你就像站在山头上一样,寸步难行了。     

符号、书与知识分子

什么是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如同以往的一切定义受到挑战一样,“人是符号动物”的命题也因人类正在教会猩猩手语而受到挑战。我们只好补充说,人是创造与运用符号的动物。知识分子是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因而他们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及其文明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可记载的符号系统,使用它的知识分子,符号赖以呈现的“物质衬体”,三者间有着种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并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因。与纸草、泥板这些衬体相联系的是祭司阶层,与甲骨相联系的是亚士,与竹简相联系的是史官,与纸相联系的是科举和书生。古代中国因找到和发明了更卓越的符号衬体,在书籍的种类数量上曾远远高于西方。近代西方文明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内在逻辑与活板印刷的密切关系导致了1450年后中西信息生产上的逆转。但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将获得新生。     

知识分子与批判精神

一、社会的批判者在近现代不满现状的社会思潮中,总是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于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近现代的异端思想,更几乎无例外地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近代西方,薄伽丘的《十日谈》赤裸裸地讴歌世俗的情爱,无情地嘲讽宗教的道德,马丁·路德把得救的钥匙送到了信仰者手中,莫尔提出了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展示出一个光彩照人的太阳城,无政府主义者公然怀疑世俗权威的作用,圣西门、欧文以自己建立的“新村”向现社会挑战。这一切异端都是知识人提出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提出了托古改制的方案,孙中山主张共和代替君主,新文化运动把矛头刺向传统道德,一伙大学教授、学生,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异端思想又是知识人提出的。     

一个社会学者的自问自答——消费主义批判

○我们中华民族素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为什么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世风急转直下,高消费成了社会风尚?它是怎么产生的?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总体上面临的问题是解决温饱,当然谈不到高消费。但条件刚刚好转就扑向高消费,显然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改善。门户开放后域外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