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比史料挖掘更要紧

史料挖掘与理论创新当属任何领域的史学研究欲期深入的比肩法门，自不必厚此薄彼。不过，就目前的近代史研究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这是因为：第一，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理论创新的合法地位似乎还难以到位，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人们习惯于编年纪事式地描述史学，分析史学则限于简单地重复某些人所共知的理论原则与方法，批判的史学更难领到绿卡，漠视或讳言或误解或讥讽史学理论的创新倒是司空见惯的。殊不知，无论是颇有争议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或者似无争议的量子力学大师爱因斯坦，还是举世敬重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他们都承认…     

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展望(笔谈)——求是求真,贵在当真

近 10年来 ,有感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某些现状 ,我曾写过几篇小文 1。我曾冒昧提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的突破。所谓理论的突破 ,意即对某些未经确证却已先入为主而且还像万有引力定律那样常被演绎之定论的突破 ,连同支撑有关定论的思维定势与方法。如今看来 ,此念似乎还没有完全放弃或修改的必要。对于攻读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来说 ,近代史学科乃至整个历史学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观念与思维方法 ,远比关于历史知识的积累重要得多。笔者守候教坛凡 18秋 ,为时无疑不长 ,也不算太短 ,时常习惯于站在受课者的立场 ,…     

过渡中的驻足——我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大概因为近代前人的国富民强之梦至今仍无时不在缠绕国人，加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仍在延续，社会转型与接轨之类谈资如同百年老店再现时髦，近年来，许多专攻古代国史、世界史、哲学史与文化史的学者也相继加盟于近代百年沧桑国史之探索，形成几组音色不一的交响曲。我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当年之所以厕身其间，则纯属偶然。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嗷嗷待哺的小学与中学年华同那个史无前例的疯狂岁月狭路相逢，吾等连初习历史等基本课程的权利都被剥夺，乃至殖学无根，一如风吹浮萍。个中荒谬与代价，后人自有评说。我时常怀疑：在我们这…     

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之间的历史相关性分析——关于评判近人曾国藩的方法论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相关性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对近人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程度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至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两难困境中的艰难闪现?     

孙中山的民权理念与辛亥革命

18 96年孙中山在伦敦受到英国社会各界全力营救的传奇经历 ,对他确立民权理念关系甚大。与其说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一脉相承 ,还不如说陈天华的“开明专制论”与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一脉相承。倘若适当回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黄关系、孙章关系的波折与同盟会分裂之起因 ,不仅有助于总结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 ,而且有助于考量孙中山本人的民主素质。     

当代学术史的比较视野浅议

历史哲学提醒我们,人类不能准确地了解当下的时代。甚至还有先哲说,人类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除非人类能跳出人间来观察自身。惟其如此,在具有“世界之脐”之称的古希腊奥姆法洛斯(om phalos)的遗址上,在古希腊的宗教中心与希腊统一之象征的德尔菲神庙里,那句平淡无奇的铭文“认识你自己”才具有高出一般神谕的价值而流传至今。尽管如此,人类还得不断地了解当下的时代与人类自身,即便是对刚刚逝去的历史进程,也需要随时回味与总结,以便支撑今天的脚步,延伸明日的何去何从。这是因为,历史与现实之间,毕竟是一条剪不断的因果链,昨日之果,便是今…     

甲午中国战败琐议

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空里,历史的陈迹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战争双方的后代及至“地球村”上的其他居民都不曾漠视这场战争留给世人的不尽思索.也许因为一纸《马关条约》给原本十分孱弱的中国套上比《南京条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沉重枷锁,并且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后遗症,也许因为国人意念中的“东方大国”不仅败于首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而且败于同属东方文明圈并且还是靠吸吮盛唐文明的乳汁发育成人的“蕞尔岛国”日本而更加显得难堪,故一个世纪以来,炎黄子孙们从那令人悲酸的败局中所引发出的议论与反思也从来没有中止过,中方战败的主要原因及至全部原因仍被继续寻找和谈论着.     

对当前近代史研究理论的新思考——兼论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运动形式

在本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近代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曾经吸引过不少学者,彼此间的争鸣十分活跃。但由于种种原因,争鸣本身只能根据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几个不同论述而展开。当学者们各自把有关体会谈完后,似乎已感到无话可说,讨论本身就突然中止了。其实,毛泽东当年一边对中国近代社会作一些初步概述时,还一边提示学者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     

关于蒋翊武就义日期质疑

蒋翊武是辛亥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孙中山先生曾称之为“开国元勋”。一九一三年秋,以反袁为目的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由湖南逃往桂林,不幸于广西全州黄沙河被捕,旋被押解桂林,英勇就义。关于蒋翊武就义日期,无论是蒋翊武的亲属回忆,还是海外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当今有关史家的著述,都认为是一九一三年十月九日。笔者以前也曾勉从此说。但根据近期接触到的某些资料,却有可疑之处。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

梁启超以历史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时叉和团有所评论。梁启起试图从事物之普遍联系乃至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就义和团谈义和团。梁启超关于义和团事件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得如何详尽,而是就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复杂影响提出了某些深刻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并不因为其中某些谬见而遮蔽或冲淡。除了对义和团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外,梁启超还以"导师"的口吻,就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开列出8个方面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