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基层公务员的心理障碍分析及其干预机制——基于湖北省麻城市的调查数据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间,基层公务员的心理障碍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并验证了转型期大环境引致的角色认知偏差、客观现实压力和转型期心理震荡对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产生的不同程度影响的假设,探讨了我国转型期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现状、表现类型、成因及其部门分布特征,建议建立我国基层公务员心理障碍的层级干预机制,为形成基层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的良性互动、建设心理健康的基层公务员队伍提供决策参考。     

政治知识化:科学执政之基——历史政治得失的启示

政治主要是一种知识形态,而非经验形态。人类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与其知识的演进同步的,知识是科学政治生活的基因。把政治生活解读为知识的运动,推动政治知识化,有利于开启政治平民化、摆脱政治神秘化,是实现科学执政的必要前提。     

论政治和谐与政治合法性的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不是一项简单的时代性任务,而是一项巩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社会是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上升到政治发展的战略性规划。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威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他们寻求合法性的模式出现了偏差。从解释性合法性、绩效性合法性向和谐性合法性转变是后发型国家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转型期的文化发展:港澳的启示和汕头的选择

本文探讨了文化发展的一般模式；认为汕头正处于向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迈进和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必须建构更开放、更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文化来支撑，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建设中港澳模式的现象化、庸俗化、商业化和放任主义的教训足以为后起的工业化地区文化建设作前车之鉴；汕头必须结合潮汕文化的传统和现状，对文化模式进行重构。     

杭州“车改”，知难而进

对于一项触及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现实可行的章法。杭州车改犹如“步兵移防”，攻克一道难关，再转入下一道难关。     

“预算国家”: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基于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预算制度对公权力行为的导向力和约束力比较软弱,预算失规已成为我国当前腐败滋生的一大引因.长期以来,我国通过规制用人来防治腐败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在"宽松用财"的制度背景下,防治腐败的努力往往不功而果."预算国家"是从财政上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的系统化制度,其中蕴涵的反腐败机理是审查预算-规制政府用财-规制政府行为-防治腐败.规制用人的制度和规制用财的制度是制度化反腐败的两手,建设预算国家制度有利于将两者统一起来,是我国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     

从“硬发展”到“硬扩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与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一政治逻辑就是大举债——硬发展——政府扩权——大举债。硬扩权是地方政府热哀举债发展的政治因果,而举债发展是地方政府绕开体制强行扩权的捷径。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是纵向政府间的博弈日益硬化。因而,分析和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仅仅囿于经济视角,还需要从政治视角寻找解方。循着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当务之急需要采取疏堵结合的两手政治举措,即一手改善对地方政府的授权,一手强化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硬约束。     

政治知识化的核心议题:建构政治与知识的和谐关系

理性化的政治发展是建立在政治知识化基础之上的.要顺利地推进政治化,首先要消除政治与知识通约的障碍,也就是建构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机制.建立和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重点是将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     

地方行政潜规则观察

说起行政潜规则现象,人们的感触往往溢于言表。市井、官场和学界都常以此为谈资,但大家对什么是行政潜规则并没有定论,人们常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形容地方政府行政过程中存在的潜规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