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引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市场发展——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分析

制度变迁理论关注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然而在中国经验中,还存在不同于这两者的制度变迁,即引导性制度变迁.引导性制度变迁是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实践和创新策略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行动结构,以达到最终引导制度变迁之目的.它具有多中心性、多样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等特征,在推进农村市场发展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安徽小岗村的市场发展经验和教训来看,政府在推进制度变迁中,引导作用比主导作用更有价值,基础投资比零星补贴更重要,牵线搭桥比计划指导更有效,多层次推进比孤立推进更有效.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先富与共同富裕:对转型期贫富分化问题的反思

当前 ,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既是百姓谈论的热点问题 ,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小平同志说过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1] 由此表明 ,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不是要不断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 ,也不是要通过两极分化的途径来达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最基本的目的是改革以往生产关系中不合理的部分 ,大力解放生产力 ,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如果说平均主义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 ,贫富两极分化也同样背离了按…     

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的文化矛盾

在社会主义市场转型中,现代性特征逐步渗透到文化价值之中,从而引发文化转型,出现价值的分化和文化多元化。分化的价值和多元的文化中可能出现经济原则与政治文化目标、秩序的理性化与文化生活的非理性化、文化的主体性与工具性、传统和本土文化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文化之间的不相协调,即社会主义文化矛盾。文化矛盾的缓解机制主要包括调节自我与社会、协调各系统领域、建构文化认同和促进文化自省与交流等机制。     

流动的村庄:乡土社会的双二元格局与不确定性 ———皖东T 村的社会形态

在安徽东部T村，向城市流动的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村民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二元化，流动导致了乡土社会双重二元化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格局中，农民经受着既非市民亦非农民的身份认同困惑，以及对未来预期的高不确定性。对城市和乡村的不确定预期，使得农村居民不得不通过不断的流动来增加保障。不确定性造成农民发展风险和成本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引发农民重复投资和资源的浪费。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起初以重建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户籍制度，在文化传统及发展战略选择的路径依赖中，逐渐演化成社会控制、资源配置、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安排及其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以户口为维度的空间社会分层结构。     

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皖东T村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本文在田野工作所获得的材料和体验基础上,探讨了现实生活中的乡土文化与农民的生育心态及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诸如"效用最大化"、"传统文化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以及"养儿防老"等理论假设所包含的限制性条件.笔者认为,当前农民生育心态的基本特征是生男追求,而不是多生追求.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现时性的生活场域中所形成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