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风尚的当代走向与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社会的技术支持,都市社会的现代情绪和市场社会的商业原则,是图像在当下社会风行的三个原因.作为大众文化形态之属的图像,在市民文化生活和精神建构中起着形式上的审美作用和内容上的娱乐作用.但是,通常在精英的视野里,与文字相比,图像始终处于一个"卑贱的"地位.其实,"读图"并非一般人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从中"观测一时的风尚习惯,和社会情形的一斑".事实上,"读图"习惯并不是当今社会才出现的新现象,"读图"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这从近百年来在上海一直都存在的"读图"现象中可以看出,那种以为"读图时代"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兴事物的判断未免显得过于简单绝对和夸大其词.     

美国西进运动与中国西部开发之经济模式比较

美国西进运动与中国西部开发之经济模式比较○陈占彪一当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将以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规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来叩响跨世纪之大门并已走出跫跫足音时，如何进一步加快中西部现代经济建设步伐，为二十一世纪太平洋文化时代的东亚经济圈的最...     

雅士·隐士·斗士——鲁迅之知识分子观研究

就知识分子的“出”与“入”而言,鲁迅反对两种“出”的倾向：一是“吟风弄月”的雅士;二是“息影林泉”的隐士。因为他们要么陶醉于艺术世界里自得其乐,要么逃避到太虚幻境中自我欺骗,总之,他们对于自己身外的世界或漠不关心,或熟视无睹,鲁迅期望一种能自觉到自己生活在现时现地,并能直面社会人生,具有刚健不挠的抗争精神的知识分子斗士的出现。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1934年，文人眼中“上海的将来”

1934年的《新中华》杂志向上海滩“各路英雄”发出幻想“上海的将来”的邀请,众多文人纷纷响应。《新中华》杂志将收到的对上海将来的梦想征文79则结集成册出版。畅想将来的意义指向无非是批判现实,反思现实。于是,咒诅的,赞美的;悲观的,乐观的;靠谱的,不靠谱的;激进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洋洋大观,见仁见智,这里挑选出相对精彩的征文若干篇,这些篇章,有的仿佛就在说现在。     

无意义的抗争--国民精神改造中鲁迅文化心态之管窥

终生着力于国民精神改造的鲁迅的心理状态其实是经历了一种由“有”(包括肯定形态的希望和否定形态的绝望)到“无”的过程,这是因为他十分清楚于国民性“劣”象背后的“根”性,以及自身颇深的佛学素养所致。然而对鲁迅来说,他虽然看破了世事运作的真相,但在看破后并没有陷入一种悲观或虚无之中,而是在这“无”中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我只得走”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那么,正是在情感上的“哀”与“怒”和在思想上的“不齐”与“为”这两股合力的推动下,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最孤寂、最无聊的灵魂,无所谓希望,无所谓绝望,就这样,无意义地抗争着。     

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辨

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的钩沉和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细排密查般的梳理。但是,由于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资料不甚丰富,这给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造成了困难,本文运用比较全面的史料,着重考辨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先后在东京西片町住过的一所住宅,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性,最后从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关联。这也许能为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国文化渊源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感性社会与性感社会

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政治改革也在探索进行,然而文化领域却是粗鄙和低俗之风盛行。君不见;“兽兽”走光,身价倍涨;“马诺”拜金,“非诚勿扰”;“凤姐”征婚,一举成名;“祖德妹”效颦,万众瞩目;俊朗“舂哥”,顿成“教主”;妖娆“伪娘”,竟是男身;色情明星,代言游戏;“乳神”模特,惊艳球场……文化的低俗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大陆面临的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李树凯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李树凯教授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李树凯先生，１９３４年３月出生于河南省鄢陵县。１９５８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李先生从教近四十年，先后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     

《野草》与《十夜梦》形式论

鲁迅与夏目漱石这两位中日文学巨擘在文学意义上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集中,有两部作品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性,那就是《野草》与《十夜梦》,这具体表现在一“暗”一“明”两个方面,所谓“暗”就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显得不是那么明朗直露,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我做梦”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表达策略。要强调的是,他们现代手法的运用仍是着眼于文章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所谓“明”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采取了一种“由抽象到具象”的表达策略,这时作者不再是借助写作技巧来极力遮掩自己的内心隐秘,而是通过像《百喻经》里“讲故事”的形式,最直接最明朗地传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这一点又常为研究者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