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农村地区旅游开发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日本政府开始关注和着力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由此摸索出独具特色的开发模式,如"菅平方式""麻绩方式""浪合村方式""黑姬方式"和"第三部门方式";在我国,同样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旅游开发模式,如"栾川模式""婺源模式""宁波模式""贵州模式"以及"梦泉(村)模式""潘垫(村)模式"等。从中可以看到两国的模式各有特色,最大区别则在于土地利用问题和政府干预的程度不同。日本政府和地方为了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允许多元化的开发主体的介入,特别是对以往的"土地规制"采取了"缓和"措施,由此加快了农村地区旅游开发的进程。而我国,目前开始实施"土地流转"政策,激活了土地市场与地区经济。由此可见两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

针对建国以来婚姻挤压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讨论各人口学因素对婚姻市场均衡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 :受 70年代以来生育率下降与 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双重挤压 ,使原本就存在的男性婚姻挤压矛盾趋于激化 ,预计在 2 0 1 0年后将经历几十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因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婚姻挤压矛盾的地区间转移将不可避免 ,并对社会稳定等构成严重的威胁。     

孩次递进比数学模型的建立与生育表的构造

一、引言 法国著名人口学家Louis Henry在对队列妇女生育率的研究中,于1953年首先提出了孩次递进比的概念,但由于缺少相应的统计数据,以后近30年间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近十年来,由于中国的人口控制是按孩次与生育间隔进行的,因而刺激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发展。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农民生育成本分析：城乡比较的视角

从生育成本与收入比视角,对我国农村居民的生育成本进行分析。指出：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发展,使城乡生育成本出现趋同;与市民相比,农民生育成本相对较低,但收入更低,结果是农民的生育支出与收入的比值更高。因此,仅从生育绝对成本出发,得出农民因生育成本低而倾向于多生的结论值得商榷。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人口计生工作研究——以苏州相城区为例

基于对苏州相城区的实地调研,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建社区的人口计生工作,认为：新时期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应该包括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采集、群众活动组织和建立协会等方面,但面临着人手不够、流动人口工作难、政策执行难、封闭小区管理难等挑战,为此应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政策、财政、人力和组织保障机制,重点改革流动人口、封闭式住宅小区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考察了中国性别偏好及其产生机制,讨论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社会经济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成效不明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性别偏好、社会政策供给不足、生育数量限制等使性别偏好提前显露出来,并借助于性别选择提前实现性别偏好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文化传播、观念转变等,使得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中国出生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     

中德婚姻市场供需情况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概念、形成机制、度量方法、后果及其解决途径等方面探讨了婚姻挤压问题 ,考虑到婚姻挤压对婚姻寿命、初婚人数及其性别差异的影响而创立了婚姻寿命指数与初婚挤压指数两指标 ,提出了婚姻市场类型的划分标准。通过对中德两国婚姻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揭示了中德两国婚姻挤压产生的原因、类型、差异和未来的变化趋势 ,并对如何化解中国未来婚姻市场的供求矛盾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党中央在前期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彰的背景下所提出来的战略决策。然而,从国际经验以及国内研判来看,鼓励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生育率回升的预期效果可能十分有限,这与其中两类政策偏差密切相关。一是群体瞄准偏差,即对低生育率的认知偏误会使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过度锚定在“不敢生”群体,却忽略“不想生”“不能生”与“不让生”群体,致使刺激生育率的效果不佳;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育责任的定位偏差,即形成一种认知偏误,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国家责任未尽全或未尽好所致,个人与家庭因此有“充分理由”豁免生育责任,结果是政府在承担越来越多生育成本的同时,不仅加重财政和纳税人负担,而且刺激生育率回升的政策目标远未能实现。针对这两种政策偏差,未来我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首先应明确国家、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在生育、养育与教育上的责任定位;其次要营造有利于生育率回升的文化观念,采取适度配套支持措施,启用温和间接惩罚措施;再次应尽快明确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战略目标。     

非精英群体的回流与再适应研究——以福建省福清市回流移民为例

本研究以12名福建省福清市非精英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其回迁原因及再适应情况展开质性研究。研究发现,相比于精英移民群体,非精英移民群体本身由于综合素质较低、拥有资本较少,无论是在回流还是再适应过程之中,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他们的回流除了受到移民国与母国社会双重作用力的影响外,移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回流再适应过程中,尽管出现某些不适,但回流者并没有表现出消极悲观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为正常现象。通过心理调适与家庭支持、社会行为本土化与再学习、资源的跨国转化与链接等策略能帮助回流移民更好地适应母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