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部监督中吸取发展动力--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

发展的中国需要发展的执政党来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迫切需要相应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执政党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现代系统理论揭示,任何组织系统的发展都需要不断吸收外界能量,组织系统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组织系统的外在压力,只有在适宜的外在压力下,组织才能避免趋于紊乱和衰败,保持组织系统不断发展完善.     

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会议期间的周恩来

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会议,是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形成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周思来处于党和红军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位置。身处核心位置的周恩来,在“过渡阶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始独撑危局,稳住了军心;继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多次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使党和红军在险恶的局势下转危为安;为全党选择毛泽东,把毛泽东推到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位置做出了特殊贡献;最后,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并为战胜张国大的右倾分裂主义做出了最初的努力。     

我国人大决策权的变迁与 决策权的制约监督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 式:党委创议-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 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 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 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性。“党委创议-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 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 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     

实施大规模定制中组织知识共享研究

本文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提出了更有效地实现大规模定制(MC)的方法.知识共享是未来组织为了适应高速变化的经济环境而必须采取的战略措施.组织知识可以分为三种个人知识,工作流程,数据库.这三种类型知识的可共享程度依次递增.为了提高知识的共享程度,组织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编码化方式和个人化方式.组织可以针对自身的具体情况和经营环境进行选择.本文还就如何选择知识共享的方式给出了一些影响因素.     

企业跨部门心理安全、知识分享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知识分享是组织学习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本研究旨在探讨跨部门心理安全对组织内部知识分享以及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跨部门心理安全与组织知识分享、组织绩效之间均存在"倒U"关系,而知识分享会对组织绩效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分享在跨部门心理安全对组织绩效的作用中扮演中介角色。研究发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跨部门心理安全与组织知识分享、组织绩效间作用关系的深入了解,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决策腐败及其基于决策过程控制的治理

任何政治与管理都可分解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相应地,权力也可区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基于这种经典的“政治三分”框架研究腐败现象,可以将腐败现象区分为决策腐败、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决策腐败是指公共决策过程中公共权力非公共运作的一类腐败现象,它既在主观要素上与“决策失误”存在显著的差异,又在权限、效力等行为的客观表现上呈现出有别于执行腐败和监督腐败的特征。在“输入--输出”的系统分析框架下,现有决策系统的输入端、系统内、输出端存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种种缺失,为自利性转化为现实的不当利益营造了制度空间,导致了决策腐败的产生。为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建立健全与决策各环节相匹配的权力制约监督结构和运行机制,为公共利益输入到决策系统进而体现在决策结果中创设制度化的渠道,实现决策廉洁高效的过程治理。     

领导影响团队成员学习能力二维多层次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提出团队领导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学习能力和与团队成员发展良好关系这两个维度来积极影响团队成员的个人学习能力的理论模型,随后我们以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所属21家工厂的130个团队领导和941名团队成员为样本,应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领导学习能力和领导成员关系分别从能力和关系维度对成员学习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上述两组关系分别受到领导成员间建设性争论和团队心理安全的正向调节.此外,当团队成员学习能力被向上聚合到团队层次后与团队绩效显著正相关.最后,我们对本研究的贡献、不足以及未来的改进方向进行了讨论.     

不发达国家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对策研究

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主观心理方面的原因,因而清除腐败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建设结合起来,反腐败的方略也应当立足于系统的观点,立足于社会诸方面的整体效应,在多重价值中追求最佳方案。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反腐败,同时,反腐败要和发展经济的目标相统一,要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相统一,有利于稳定政局,有利于健全法制。在反腐败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实行上,也必须接受多重价值的检验,以最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腐败的措施应包括:形成竞争机制,加速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增加透明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政治体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进行政德教育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觉悟。反腐败的成功与否还决定于反腐败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强大程度,反腐败措施的有效实行也有取决于民众的参与程度,因此,只有引导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到反腐败阵营中去,反腐败斗争才可能是彻底的和成功的。     

论行政监督体系的互补效应与协调原则

行政监督体系是由多元监督主体构成的有机系统,各监督主体之间具有潜在的互补效应。运用协调的方法促使系统内部的合作,对于实现监督主体之间的互补效应,充分发挥行政监督体系的整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揭示了行政监督体系内部的四种互补性:1.监督范围互补,2.监督职能互补,3.监督权限互补,4.监督功效互补。进而,文章提出了四项协调原则:1.系统原则,2.补偿原则,3.合议原则,4.法制原则。     

个体学习中的“悟”:基于时空理论的研究

基于时空理论，结合信息加工过程视角，本研究提出和明确了个体学习中“悟”的概念，认为"悟"是一种获得与认知对象本质相关新知识的学习过程，即个体对认知对象进行涉及其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或)在不同已被深刻理解而形成的知识间构建涉及本质的新联系，个体的知识获取在“深度”和(或)“广度”上实现了本质性的跃升.研究分别从空间(层次、维度)视角和时间(动态)视角解析了“悟”在组织管理实践情境中的体现和影响，为更好地理解“悟”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空间(深刻理解认知对象本质的程度、在不同知识间建立本质联系的范围)和时间(整个学习过程经历的时长)可以作为“悟”的分类和评估依据，研究也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悟”转化的可能性和路径.并且，将信息加工过程的“信息积累—信息加工”以及“内在—外在”作为划分依据，本研究探讨了可能影响“悟”的实现和转化的因素.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对今后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