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程度副词“过”、“过于”的语法化及功能差异

＂过＂是从实义动词虚化而来的程度副词,较早见于中古汉语,基本用于单音词之前。＂过于＂从跨层结构重新分析而来,较早见于近代汉语初期。在使用过程中,＂过于＂从既可修饰单音词又可修饰复音词,发展为只能修饰复音节成分。＂过＂、＂过于＂在句法功能逐渐形成互补分布状态,时代越晚,这种分野越严格。论文还对它们句法功能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积极稳妥地处理彝族家支问题

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处于奴隶制社会，不仅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还有与奴隶制社会相适应的一种特殊的家支组织。当时的凉山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也没有成文法。在这种情况下，家支制度和家支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奴隶制度政权的职能...     

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当代中国道德价值操作标准论纲

当代中国道德体系中的操作标准,应是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其立论根据可以从道德本质伦、道德功能论、道德结构论三个角度来考察。上述原则对于政府的现实要求是:1.在引导人们进行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新的行为规范体系;2.规则一旦形成,政府应率先遵守。对个人的现实要求是:1.服从社会规则,2.发展需要层次。在功利原则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时,应当:1.考察冲突是否真正不可调和;2.冲突确实存在,只能采取功利优先的立场;3.在社会政策方面,对因这种冲突作出个人牺牲的社会成员,应予以补偿。     

老庄论道与言

本文力图比较详细地分析老子和庄子关于道与言之间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在分析老子的观点时 ,本文对王弼的老子解说中的相关论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分析庄子的观点时 ,本文着重梳理了庄子对他自己关于不可言说的道的言说的性质的重要评论。本文亦对其他作者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穿插进行了评论。     

维吾尔族的婚礼习俗歌谣

歌谣是民歌和民谣的合称,泛指民间创作和流传的形式短小的韵文作品,是兼文学性、音乐性、舞蹈性、表演性为一体的综合民间艺术。在文学的形式中,歌谣产生的最早,是一切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基础。它既是人民群众生活的产物,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审美观念和趣味风格。研究民族歌谣对研究民族风俗、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内部发展流变,都有着重要意义。     

“河北第一秘”李真的随落与忏悔(之三)

“三驾马车” 李真又与乙和吴庆五,建立了政、企商结合,权、钱、利互动的“社会机制”,跟“家庭机制”相响应,谋取私利,聚敛钱财。 吴庆五原来也是秘书,政治上是会很有前途的。但是他不想在官场混了,决定下海经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厌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你整我,我整你。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失     

中华武术的现代价值及其发展研究

中华武术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形式,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理论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一项体育运动。她融教育、健身、技击、观赏、经济于一体,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在中华大地上世代相传,长盛不衰,与时俱进。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在功能上表现出了———文化承载价值、培育精神价值、颐养身心价值、防身御侵价值、促发经济价值、审美娱乐价值、社会交往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等。深入研究武术的现代价值,目的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弘扬中华武术并使其健康发展,真正造福于世界人民。     

试议清季科举制度改革舆论的发展过程

清季科举制度的改革舆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甲午战争之前,改革科举的呼声与议论主要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通过个人著述与往来信函等形式表达出来;戊戌时期的改革舆论,由维新派发起与主导,部分清廷官员推波助澜,野议与朝论相互影响、相互激荡;清末新政时期的舆论群体主要是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的封疆大吏,通过“由疆臣合力而枢臣同声”的模式,在朝廷上下掀起变废科举的舆论攻势,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罢废。     

福柯的微观权力观——一种科学知识的政治学分析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以其独特视角和方法,通过对知识、理性等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对刑罚、疯癫、性等文化边缘现象的分析,展开了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深入思考。这种对权力和知识关系的思考及其微观权力理论,事实上成为一种科学知识的政治学分析。